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正式开幕。除了中非王国没有与会， 24个被邀请国与5个发起国共29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多达400多人，其中美国记者70多人， 被戏称为“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的代表团”（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会议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和公众可以参加的公开会议；另一种是不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成立三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们参加的政治委员会、由各代表团成员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
    虽然会议发起者，尤其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意向是不让共产党国家与反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反映到会议上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条明确宣布、一致赞成的规则，更何况美国事先费了那么多心计，做了那么多工作。首先打破会议和谐气氛的是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他把共产主义与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并提为三股扰乱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势力，诬蔑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一经贾马利发难，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的攻击便纷至沓来（注：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38～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声称，过去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而且已在消失之中；现在各国必须小心，不要“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之名放进来”。菲律宾的罗慕洛是美国在会前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他在会上发言最长，也显得最能言善辩。他赞扬了美国“基本上的好心肠”，并断言，“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接着便谈到另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声称，“某些殖民制度的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小国的独立仍然十分脆弱”。他甚至表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是第一个直接攻击中国的代表。他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二是泰国境内的300 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这也对泰国构成威胁；三是泰国北部有50万越南人。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士·左尔奴公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辩护，说正是“抵抗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决心”产生了这些组织，“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出于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而决定合作并联合自己的力量”，他还把世界“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状态”归咎于社会主义国家。（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周恩来原来只打算作书面发言，但听了上述发言后，他认为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不消除这些误解与疑虑，一则不能达到与亚非国家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的目的，二则如此继续下去，势必干扰会议大方向，使会议走入歧途。于是他在4月19 日下午作了一个有名的即席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他说，本来中国代表团可以在会上提出诸如解放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样的问题，但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以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接着，周恩来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他强调，首先，亚非国家间存在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建立友好合作和睦邻亲善的关系。其次，虽然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否有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亚非国家团结的障碍，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第三，所谓外来干涉问题。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也不会去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正准备与有关国家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治的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他呼吁与会者团结起来，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34～37页，北京，1955。）周恩来以平等的态度，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一场争论，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扬。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阿里也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连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注：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1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四、努力求同存异 会议取得成功
    亚非会议举行了两天公开的大会发言之后，从20日起即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不公开的秘密讨论。政治委员会在20日和21日讨论了人权、自决、巴勒斯坦、种族歧视等问题。在21日傍晚讨论结束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Kotelawala ）突然作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发言，打破了两天来比较和谐一致的气氛。他声称，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应当像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科特拉瓦拉发言后，周恩来立即要求把这篇演说印发给全体代表，以便他次日对之作出答复。与会者都意识到，会议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的答辩。22日上午，周恩来用和解的语调作了简短的答辩，表示不同意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指出，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进行辩论，无助于这次会议。“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2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虽然周恩来竭力保持克制，但争论没有结束。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坚持要求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土耳其代表左尔奴还宣读了一个九国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鼓动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九个提案国是：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接着，会议代表就共产主义问题和“苏联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