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国领导人不愿也不敢贸然把对中国的冷战变成热战。
    艾森豪威尔任内对中国的战争威胁虽一幕接一幕，但最终都未发展成武装冲突，其原因并非美国有人说的那样，艾森豪威尔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均衡，是“缓和之父”。〔13〕实际上，美决策者并不敢与中国真正动武。他们明白，在亚洲与中国打地面战争占不到便宜，单靠海空军与中国交战又难以获胜，况且美国也无足够的舰船长期封锁漫长的中国海岸，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和美驻远东军司令赫尔等军方要人更是反对为保卫金门等岛屿而使用美军。〔14〕叫嚷最凶的杜勒斯也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骨子里不想为保卫几个小岛屿而与中国交战。1954年9月，他反对美匆忙对中国炮击金门作出反应，以免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15〕艾森豪威尔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54年9月12日的政府特别会议上，他反对军方提出的美参与台湾海峡岛屿的防务，并帮助蒋介石军队轰炸大陆的建议，称那样就会“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领导层十分恐慌，匆忙撤走原部署在附近的美国军舰。艾森豪威尔面对军方鹰派的压力，称该岛和大陈岛对台湾防务并不重要。1958年海峡危机时，面对人民解放军对蒋军补给船的猛烈炮击，美军舰虽为蒋军运输船护航打气，但为避免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进而“在中共领海内与其发生冲突”，奉令停在离卸货的海滩三海里以外的公海上。
    在印支危机中，艾森豪威尔自称他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地区的“热”战。在1954年讨论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与更加顽固的杜勒斯意见有分歧，认为周恩来的态度是和解的，并施加压力，让中途回国的杜勒斯重返巴黎，与法国商讨出一项解决办法。他认为，如美拒绝参加会议，就太有点像“小孩子耍脾气”了，有损美国的形象。〔16〕即使1954年11月下旬中国宣布判处13名被俘的美国人徒刑，参议院要求不管联合国同意与否，派美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以迫使中国放人时，艾森豪威尔也不同意采取“这样粗暴的步骤”，认为“路途坎坷，要有忍耐的勇气”。在1954年一年里，艾森豪威尔先后五次拒绝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提出的干涉亚洲事务，甚至动用原子弹“教训”中国的建议。〔17〕他和杜勒斯不光没有满足蒋介石的许多要求，还规劝他要面对现实，“光复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大可能。从目前所能得到的美已解密的官方文件和其他档案材料、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要对中共采取的常规军事行动只是停留在军方的建议和决策者的讨论阶段，并无具体的实施计划。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则更主要体现在口头威胁上。为防事态失控，艾森豪威尔本人始终牢牢控制着在台湾海峡采取攻击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与此同时，美领导人想方设法扩大其威胁的声势，妄图“不战而屈之兵”。
    艾森豪威尔在台湾海峡危机时虽获得了在他认为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美国军队的“绝对”权力，但他始终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上述威胁。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他只是公开宣称，如上述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占领这两个岛屿，美军不会介入；只有当其目的是攻占台湾和澎湖时，美军才会采取攻击性行动。这真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美国政府怎能知道解放军行动之目的！在被问及是否对中共使用核武器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时，艾森豪威尔很少给予明确回答。他自以为，在使用美军和核武器问题上，美领导人的态度越含糊，就会越让中国领导人去猜测，就越具威胁作用。因此，对于周恩来谴责美国会授予他特别权力的决议为“战争咨文”，他并无什么反应。美国报纸称其上述做法为“有意的含糊”。〔18〕美领导人还试图通过媒体在国际上夸大其威胁。1955年3月上旬，杜勒斯对缅甸、老挝、柬埔寨、南越、菲律宾、台湾进行穿梭访问，在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首脑们会晤时，他“极力表明美国决心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希望此信息能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改通常的“含糊”态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如与中共在亚洲爆发全面战争，美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希望这一回答在使中共信服我们的决心之坚强上有所作用”。〔19〕在1958年的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为引起中国注意，指示国防部故意给媒体透露军事调动情况。〔20〕
    其实，美国领导人对手中核武器的威力未必像其表现出的那么充满信心。杜鲁门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心理武器，充其量是一种战术武器。〔21〕就连杜勒斯在国务院的心腹们也怀疑他对核武器真的那么热心。〔22〕实际上，由于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大规模地区性危机并无什么有效的应付办法，进行恐吓对其来说必为首选之策。杜勒斯得意地把美政府在台湾海峡危机和印支危机中的做法标榜为“战争边缘政策”的典范，是实行心理战的结果。〔23〕
    当然，美国当权者并非不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只是深感力不从心而已。他们也不能不顾忌盟国的态度和世界舆论的反应。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能现实地看待东亚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对华实行冷战外交，搞心理战，除了上述原因外，当时美国政策制订者的个性及其思想作风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严重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使美国决策者在对华政策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咨询参考，其结果便是领导人个人的作用过大，主观和偏见更有市场。
    1949年美国在大陆的失败、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此后的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内反共浪潮甚器尘上。其最突出的后果是，一批被称为“国务院中最能干的外交官”的“中国通”成了替罪羊，遭到大规模清洗。他们或被解职，或被迫辞职，有的甚至到南美洲买一块牧场以图安宁。就连客观报道过中国内战的一些记者也不能幸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内反共声势之大竟使得1953-1954年申请在外交部门供职的人减少了一半。〔24〕由于国务院内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结果，亲蒋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起了支配性影响。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提供较为现实的政策建议。
    和杜鲁门差不多，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下属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杜鲁门所依靠的艾奇逊、马歇尔、哈里曼等人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看问题要客观实际一些，对中国事务有较多的了解，处理对华政策时没怎么走极端反共的路线。而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的杜勒斯则不同，他是一个顽固偏执反共狂热分子，非常强调意识形态，极力反华反共。他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与过中国事务，30年代末又到过中国，但远远够不上中国问题专家，再加上浓重的反共心理，使他更不可能冷静地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即使对蒋介石集团的行政运作，他也是知之甚少，且不想多了解。〔25〕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坐稳争取了多年才好不容易得到的国务卿这把交椅。面对中国和亚洲新的形势，美决策者在处理许多问题时既无前例可考，又无专家可咨，更不会有新闻媒体提供大最客观的情报信息。因此，反共、孤立中国便成了决定美国对新中国和亚洲的政策的基调。由于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此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继续执行反华反共的政策。因此，杜勒斯奉行的意识形态外交就给艾森豪威尔以后的美国政府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无怪乎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把美日后陷于越战泥潭的最初责任归罪于国务院清洗中国问题专家及杜勒斯对亚洲事务的“外行”。〔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