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反共，使中美关系趋于复杂化。在美国的“调解”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蒋管区，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知识界一般限于翻译外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不发议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者或者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或者自撰有关揭露美国侵华活动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书籍。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调查材料：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和进步报刊编著的揭露美国的书籍大约有八种，其中有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1947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太原铁路管理局1948年版）和《美国侵华史》（华北大学1949年版）。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反共的文章。
    总起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都十分薄弱，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只在部分大城市设立的大学里开设过19门美国史课程，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在上海高校设置的课程就有14门，占绝大多数。这些课程都是因人而设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变动，既不系统又不固定，且时断时续，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1949年以前，正式出版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译著和著作共643部，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只占7.46%，且多为译著[①d]。
    诚然，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是太少了。撇开质量和观点不说，单是数量就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争夺世界霸权，敌视共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也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美中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也就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隔绝状态，资料来源有限，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一般都是由中央涉外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在一般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通常是由学者个人对不太敏感的或者能够配合形势的课题进行研究，发表成果。在新闻界则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封锁中国大陆，发动侵朝战争的报道和政论文章、宣传小册子。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曾经对清除盲目崇美、亲美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过，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适应形势需要而写的，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严格说还不算学术性著作。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则要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卿汝辑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书。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被译为俄文出版，并被列入原苏联历史学家祖波克的《美国史纲》的参考书目。
    此外，出版部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文件汇编[②d]。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日后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在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由中国留美学者、具有渊博学识和高度理论素养的黄绍湘先生编著的《美国简明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的美国史著作，曾得到原苏联著名美国史专家叶菲莫夫的称道。她的另一部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也于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在出版后的30年间，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国内政治运动频仍，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美国简明史》对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免有某些偏重批判而忽略全面分析之处。好在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修订后的书已经是一部洋洋60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
    50年代正是我国向原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高校的主要教材和参考书，其中也有不少关于美国史的著作[①e]。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基础，确实是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受到“冷战”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免存在着僵化和片面性。而这些负面影响又使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更多的束缚。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有选择地被译为中文，如“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S·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参考书。
    60年代是国际风云多变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对抗又妥协；中苏两国交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倒向苏联的倾向，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加强外国研究”的指示，国务院随即按照这项指示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1964年，根据国务院的统筹安排，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早研究美国历史的专门机构。两个研究室本应承担起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责任，但不幸的是，在成立后工作刚起步时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人员被调离、遣散，资料散失或者被毁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达10余年之久。留下来看守研究室的少数人员也只能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利用频繁的“会议”之余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例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期间，编写《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和编译《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但两部书稿均未正式出版，只留下了少量的铅印本和油印本，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1972年以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恢复工作并取得了两项成果：《美国1898-1978年大事记》和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美国的卡片，可惜均未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