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围绕“新政”的作用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大家在原则上肯定了“新政”挽救严重经济危机，巩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对其作用的大小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新政”并未实现美国的经济复兴和劳动者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的扩军备战才使美国摆脱了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④l]。“新政”的影响只限于40年代上半期[⑤l]。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政”虽然只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不是摧毁它，但在三方面留下了深远影响：通过国家干预，解脱了大危机的威胁、遏制了美国的法西斯势力，保护了民主制度；奠定了美国“福利国家”的基础；大幅度扩大了联邦和总统的权利[⑥l]。第三种意见对“新政”的积极作用肯定得较为充分，认为它缓解了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法西斯上台，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美苏关系的改善，密切了与拉美国家的“睦邻关系”。从总体上说，“新政”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那种持“功过参半”的论点是欠妥的[⑦l]。
    美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跨学科领域。民族问题和移民史是近年开辟的新领域之一。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认为它具有勤劳、求实、革新、求变、追求独立、兼容各种文化的特点，但也有压迫黑人、印第安人的一面。对美利坚民族中的土著人--印第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印第安人来自何处？印第安人的遭遇、觉醒与斗争，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却少有论述[①m]。青年学者李剑鸣近年来连续发表了《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论文多篇，并于1994年出版了《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书。他在注意印第安人种族特性、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侧重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文化征服虽然不见刀光血影，却同样是一场严酷的战争。”“印第安人在其中所受创痛之深巨，所受损失之惨重，完全可以和物质与肉体的灾难等量齐观。”他还认为，从体质上和文化上同化印第安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平等的自治”，“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才能走上正常的变迁轨道”[②m]。
    丁则民、高鉴国两位学者在对美国民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主义进行论述的同时，揭示了“熔炉论”、“一致论”被文化多元论所取代的过程和原因[③m]。
    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丁则民、李其荣开始探讨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新移民所遭受的歧视和限制[④m]。随后，邓蜀生又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等文章，并于1990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移民史的专著《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6年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问世。两位学者都借鉴和采用了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把美国移民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史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90年代初，围绕美国城市化道路、西部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西部城市的起源与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王旭的专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最具有代表性。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西部开发与西海岸城市兴起到西海岸四大都市区形成的全过程。由于作者使用了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使该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更广阔，因而令人耳目一新。199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美城市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
    与城市史有某些联系的美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起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为这项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文集收入了23篇论文、6篇论文提要，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于1996年出版了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一书。
    此外，军事史、宗教史、历史人物传记、教科书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成果[①n]。其中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尤为出色，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显示了作者对杰斐逊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研究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也是一个过去被忽略但又待深入的领域。在这方面，青年学者杨玉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与辛逸、胡玉坤共同编辑出版了文集《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研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1期）等文章。
    当然，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还需要提高，否则很容易在西方学者论著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其次，需要进一步端正学风，杜绝互相吹捧、主观武断和随意抄袭的现象，提倡敢于争鸣，互相切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此外，还应当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计量方法，力求缩小同国际水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