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也是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述颇多[①g]。多数论著都沿用传统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陆镜生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应当早于19世纪30年代，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还处于依赖欧洲，特别是依赖英国的地位，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条件[②g]。冯承柏则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与工厂制的建立有关，大概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③g]。此后，徐玮和龚淑林又对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探讨[④g]。
    随着我国开发西部构想的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发表的有关美国西进运动的论文将近40篇。早在1979年12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以外，它还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和“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吃苦耐劳的精神，……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⑤g]。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是杨生茂先生。他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中写道：“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⑥g]。随后，何顺果对美国西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初探》（《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年》，三联书店1983年版）、《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论文，并于1992年出版了专著《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何顺果在论著中阐明了西进运动兴起、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西进运动除了负面影响以外，它更是一场群众性的拓殖运动，而拓荒农场主则是它的主要动力。张友伦着重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①h]。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另一角度对美国西进运动发表了看法。
    政治史是一个旧课题，但过去探讨的深度很不够。在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较为客观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美国宪法、两党制、国会、总统制、院外集团、联邦制与州权，国家政权形式的演变和文官制度改革等内容。在这个领域的专著有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其中李道揆的著作是迄今论述这一课题最全面，内容最充实、影响最广泛的著作。
    如何评价美国宪法？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余志森认为，就美国宪法的性质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对美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根本大法[②h]。宋子海认为，同封建专制相比较，美国宪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所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③h]。刘祚昌对美国宪法的保守性和民主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三权分立”本来是保守派为了限制人民权力而设置的体制，但相互制衡也“可以防止出现独裁或暴政，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美国宪法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力，但也把相当多的权力留给各州，从而“保障了人民自由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外，确立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由文官政府控制军权，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等民主要素也都显示了这部宪法的进步性[④h]。
    美国两党制问题也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学者仍对两党制的产生、确立、性质和作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①i]。其中《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而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曹绍濂、陈其人等几位学者认为，美国两党制是在内战后形成的。黄德禄和黄绍湘认为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是在内战前[②i]。黄柯可则认为，两党制在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产生，到50年代中期确立，其标志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形成制度[③i]。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国家职能、政权形式的演变、州权和市政改革等问题[④i]。
    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是近年来成果十分突出的研究领域。据统计，仅在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有653篇、译文294篇，资料653篇[⑤i]。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广泛，既有综合性论述美国和几大洲的外交关系史，也有专门论述美国重大外交事件和人物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尤为我国学者注意。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绥靖政策、反法西斯同盟、雅尔塔秘密交易、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遏制”和“冷战”等问题都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一批经过深入研究，很有影响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有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时殷弘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1989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合编的文集《中美关系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