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学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该中心拥有一流的师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了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不少美国史研究会会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此以外，自1984年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院及一些外语院校还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中心、室等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教授为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初具规模，拥有几千册藏书，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国际学术会议。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首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双方就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坦率地交流了看法，从而增进了中美两国学者间的相互了解。1987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人士向与会的中美学者分别做了关于美国宪法史、宪法修正案、杰斐逊与宪法、宪法与文化、宪法与外交、分权与总统风格等8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中华美国学会于199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原苏联、蒙古、日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于1993年8月共同在山东威海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美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选辑《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199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又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来华访问和讲学的美国学者日益增多，其中有按富布赖特计划和中美校际交流计划定期到我国高校讲学的学者，也有应邀短期访华的知名专家。应邀和按各项交流计划赴美访问、讲学、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考试或按照交流计划在美国的高等学校攻读博士学位。中美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著的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1979-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著作和译著近2700种。其中20万字以上的美国史著作约为170部，平均每年15部[①f]。同期发表的美国史论文430篇、译文479篇，资料161篇[②f]。在我国从事美国史研究队伍较年轻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美国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过去，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深度，一般只限于政治史，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禁区。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领域已大为拓宽，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和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城市史、地区史、工人史、妇女史、档案资料和书目等。
    1978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颇多，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策、工业史、农业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徐玮的《美国近代经济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和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两本专著，均从总体上论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现代经济制度的由来。黄安年的个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则以变革为主线，阐述了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1979年，张芬梅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居上--19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一文。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又收入了徐玮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高速度发展原因浅析》，黄安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张友伦的《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3篇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消除了从欧洲带来的封建残余，因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先行；雄厚的农业基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政府的扶持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和平环境；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刺激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集中探讨了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某一方面的原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
    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是过去经常论及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所发表的论著相当多。潘润涵、何顺果的《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和张友伦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对“美国式道路”的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始和确立的时间、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潘、何的文章还强调“美国式道路”是通过斗争，包括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而强大的民主力量则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随后，张友伦的专著《美国农业革命》又结合美国农业发展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强调这条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