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研究中，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横亘在人们面前，即：资产阶级革命论者在解释明治维新何以发生的阶级前提——社会阶级矛盾时，一方面强调领主与农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尖锐冲突的地步，农村饥馑、农民不堪地租重负纷起以“一揆”形式进行反抗；另一方面却又突出强调农村工业并将经营者解释为早期资产者，这里明显地忽略了贫困的农村与密度颇大的农村工业之间的理论矛盾。而日本现代化“外发后进论”者虽然合理地解释了在社会转折关头精英分子的历史作用，但却明显地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在社会转型之中的基础作用。因此，如何历史地评价江户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的问题。
    一、经济的发展
    根据著名数量历史学者S·S·库兹涅茨的推算，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踏入近代社会门坎的前夜，国民平均所得是当时其他后发展国家平均收入的数倍以上（注：见石坂昭雄·富冈庄一译《西欧工业史——产业革命及其后（1750～1968年）》，みすず书房1980年。）。这个看似极为普通的数字，实际上对于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从18世纪初期开始到19世纪中叶止，在日本这个除了“西洋”之外最早的工业国，其社会生产总值缓慢而持续地增长着，而人口也以平稳的速率递增着。说明经济增长的一些全国性统计资料曾经很难得到，所以学者们通常只能借助一些间接性资料进行说明。诸如农业生产中许多阶段性或局部性的技术革新、农村副业的普遍开展、以大坂和江户为首全国商品流通网络的成熟、都市中秩序井然的商业流通组织、一些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开发的出版物的发行、及至都市商人阶层自然主义审美行为和极乐主义消费行为，都曾被用作阐述江户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但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说明该问题的一些精确数字已经被整理出来，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大藏省《大日本租税志》第一册、第二册，朝阳会1927年；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的人口构造》，吉川弘文馆1958年；中村哲：《明治维新的基础构造》，未来社1968年。
    由此，不难看出，即从1600年（江户幕府成立以前三年）到1872年（明治维新以后三年）间，人口增加了1100万，耕地面积增加了120万町，实际农业收获增加了2700万石；而同一时期每反耕地承担的平均人口数量却从1.721人减至0.977人，每石谷物承担的平均人口数量从1.644人减少到1.414人，平均单位（反）土地面积的产量由0.995石上升到1.447石。这些数字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所得都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为形成近代社会而必须展开的工业化运动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
    因此，虽然说在空间上远隔万水千山，在时间上相差百余年，但西欧与日本在近代前夜，为工业化准备条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先后相袭继起般地进行着。然而，同样性质的社会变动，却并非由完全相同的运动形式来体现和完成的。在西欧，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都市的显著发展和人口大量向都市移动集聚。例如从1650年到1750年，伦敦的居住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1%。但在日本却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状态，即经济发展的同时，从18世纪到19世纪，城下町的居住人口或者停滞，或者减少，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经济较为发展区域的都市，都出现了经济发展而都市衰退的“怪现象”。与之相反，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许多规模不大且不为幕府“一国一城令”所认可的乡镇（俗称农村町）却普遍发展起来。
    试以例。从1700年到1850年，广岛的居住人口从37155人减至24776人，降低33%，而广岛所在的安艺藩的人口却增加了69%（注：《新修广岛市史》1969年，第3卷，第115页。）；上野的居住人口从11195人减少至8459人，降低24%（注：《上野市史》1961年，第47～48页。）（该藩人口变动情况尚未查证）；姬路的人口从18769人减至14619人，降低26%，而姬路所在的播磨藩人口却增加了10%（注：《姬路市史》1962年第2卷，第4～5页。）；冈山的人口从30112人减至20173人，降低了33%，而冈山所在的备前藩人口却增加了30%（注：《冈山市史》1964年第6卷，第212页。）；津山的人口从16284人减至7086人，降低了56%，而津山所在的美作藩人口增加了40%（注：安藤靖一：《近世町方商业统制——津山藩的场合》，《经济理论》34号，1956年11月，第63～64页。）；博多的人口从19468人减至14619人，降低了25%，而博多所在筑前藩的人口增加了39%（注：《福冈县史》1963年第2卷，第2部，第457页。）；仙台的居住人口从21736人减至13749人，降低了37%，而仙台藩的人口却增加了16%（注：高桥梵山：《日本人口史之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第2卷，第36～39页。），等等。
    诸如此类的统计，还可以根据地方史志继续整理。城下町人口的锐减和农村町人口的急增，这一貌似反常的现象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如同所知，江户时代一国一城，再加上江户、大坂、京都三都以及一些特殊港口，全国总计接近280个都市，是在江户初期急剧地发展和定型的。丰臣政权奉行“兵农分离”政策，德川氏取丰臣氏代之却全面承袭了该项政策。伴随着兵农分离而来的，是城下町令和检地令。武士必须离开土地集中居住到城市来，农民则在接受检地承纳年贡后拥有相对稳定的经营和耕种即土地使用权（在某些情形下，不仅要考虑土地的法律属性，而且亦应考虑土地的实际状态）。如果把幕藩体制视作一张权力网的话，各个城下町则无疑为这张网的网结，在军事上、政治上起着镇守一方向中央集中的作用。所以，江户时代的城下町是在德川幕府特殊的统治政策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的人为政治性格。城下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其政治军事都市性质大大强于经济文化都市性质。强大的政治权力是城下町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强力政治面前，经济发展永远是其隐形敌手。进入19世纪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均衡性强和密度高的农村工业。翻开任何一张反映该时期经济状况的经济地图，都可以看到农村工商业网点几乎遍布本州和九州地区，四国地区稍疏，而北海道则在靠近本州和航海路地区较为集中。从上举的数字分析，城下町人口减少而藩国人口增加，这说明从城下町流出的人口为某种动机所驱使向农村町流动。这种逆向性人口流动，足以说明当时政治性城市衰退而经济性乡镇发展此消彼长之实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随着农村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区域性的农村市场在各农村町逐步形成。在此前提下，某种土特产品必须在某特定城下町运输贩卖的幕府法令，被中间批发商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例如冈山市，本来是备前藩的商品集散地，但是为了躲避在冈山交易时强行规定的垄断价格，商人们宁肯将本地产品贩运到本藩其他需求地或他藩去。从1736年到1750年，进入冈山港的货船竟然只有此前的三分之一，是造成冈山人口锐减的直接原因。
    第二，18世纪后半期以后，幕藩当局为了垄断重要的、大宗性商业利益，规定只有拥有颁发了营业执照的“问屋”（中间批发商）才有权经营，这些特权商人在收购货物时，经常颐指气使地要求卖方支付礼金和税金，迫使生产者和运输者为躲避不合理收费而将货物贩往其它收购地。
    第三，农村町一般都处在比较容易获得廉价原料、便利水路和邻近地区性市场的区域，交易也按照彼此间相互信赖的人格关系作保证。这不仅可以躲避沉重的课税，而且也省却了在城下町贸易时复杂的手续。
    第四，由于武士阶级集中居住在城下町，使这些本来意义上的大小“领主”基本上都成了远离自己土地的、依靠幕藩领主发放“俸禄”的“工薪者阶层”。藩主以下的中小领主脱离土地而生活，是江户幕府为了防止“下克上”发生的最得意手段，但因此就造成了武士对租税征收、新田开发和土地生产力提高状况的疏远和陌生。而村落土地经营及年贡征收交纳承包制的普遍盛行，给了农村中富裕农民相对自由活动的空间。国家对地方基层组织统治的松弛，对地方性经济发展无疑具有方便条件。
    因此，造成农村町发展和城下町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于是，支持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剩余”问题，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