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村工业的意义
    从对每天进出大坂市场商品的种目分析，幕末时期商品生产已经达到了分工细密、种类繁多、地方特色明显和工艺水平较高的程度。农民转业成为商人、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者从而放弃农业生产者已屡见不鲜。即便在儒学盛行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水户藩国周边地区，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活的农民几乎已经看不到（注：水户田四郎：《明治维新的农业构造》，御茶水书房1960年，第53页。）。在江户北边的桐生地区，所有农家在经营耕作的同时又兼营养蚕业、丝织业和制造业（注：足利纤维同业会：《足利织物史》，1960年上卷，第22页。）。
    以农村“剩余”为前提，经营收入高而课税轻的副业成为幕末农民的普遍行为。正由于此，村落的行政官吏名主屡屡抱怨农村劳动力不足（注：藤田幽谷：《劝农或问》，日本经济大典，启明社1929年，第32卷，第228页。）。藩主为了加强税收、保护城下町的经济利益，要求各行政村务必将各户农民所经营的副业情况详实上报。广岛藩佐伯郡83个村庄中，除三个村落外，均有特定的副业（注：野村兼太郎：《村明细帐的研究》，有斐阁1949年，第106页。）。
    农村工商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因密度过甚，集中起来已经成为足以与江户、大坂等大商人对抗的经济力量。如宫津藩1860年因财政困难而向全藩要求捐钱时，许多高额捐款者都是来自于城下町以外广大农村地区。从1823年到1828年在日本全国旅行的德国学者西博尔德，曾记录有生产酒、酱油、陶瓷和制铁、雇佣工人达700人以上的大型手工工场存在（注：岩生成一：《日本》，雄松堂书店1979年，第182页。），而经营砂糖、盐、油、蚕和纺织业的小型手工工场，一般雇佣5～20人（注：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日本评论社1942年，第15页，第27页，第64页，第185页，第207页。）。在农村工业中，最普遍的经营是与生丝业相关的养蚕、种桑、蚕种和缫丝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棉花种植和纺纱业等（注：参见佐佐木润之介：《幕末社会的研究》，第二章，第77～271页。）。
    农村工业发展的需要，刺激了人口流动。例如每年夏季，内陆地区的农妇向沿海地区流动，秋季时又回到原来的村庄；九州等地因制腊和制糖业的需要，经常向邻近地区招幕季节工。篠山的农民冬季外出从事酿酒业，以致于使藩当局发放百日通行证（注：速水融：《信州横内村长期人口统计》，《经济学年报》1968年第10期，第70页。）。这一类的人口流动具有季节性、规模小的特点，但却明显含有产业性人口流动的性质，所以将其视作近代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密化的前奏当不为过。
    由于农村工业迅速发展，国民生产的构成亦发生着性质的变化。据对全国61个藩的调查，在总产值中工业产出虽然还低于农业总产值，但所占份额却不可轻视。在地税改革尚未正式展开故整体性生产能力同幕末期相比尚未有所改变的1874年，已经有40个县的工业产值达到了40%～50%的程度，其中明治维新的发源地长州藩为40%。而在工业总产值中，大约有25个县由农村工业完成的产值已经达到了70%～90%，其中长州藩为88%（注：古岛敏雄：《诸产业发展的地域性》，《日本产业史大系》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第366页～368页。）。
    虽然农村工业并不一定是催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因素，但是在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蔓延的国际环境下，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在日本出现的国内环境下，其对于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崛起所起到的预备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是农业人口向他部类生产部门转移的早期形态，为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发挥着初期技术普及的作用，对人们创办各类作坊和手工工场的欲望起到了积极刺激的作用，推动着近代金融机构和制度的产生及初步成熟。其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该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起点的水平如何。
    更为重要的是，构成农村工业成长的基础即“剩余”，与其说是在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之下所产生的，莫不如说更是在国家的地租征收制度的漏洞中形成的。这一现象不仅能合理地解释农村饥馑与农村工业之间的理论矛盾以及领主贫困与商人富足这一现实矛盾；同时还合乎逻辑地说明了日本现代化及日本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农业性起源这一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