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例子和数字说明，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党政干部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小，知识分子则在党和政府领导部门中拥有了自己的代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把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采取在大学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推荐优秀工人和农民入学并全部享受助学金等措施，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使之逐渐取代了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党政高级职务的人基本上是在二战前由高等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工农出身的干部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相继退离工作岗位，由大量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便造成两个后果，一是知识分子可以指望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影响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政策的细节；二是从中央直到区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使得党政机关内的知识分子与从事专业的知识分子之间减少了隔阂，增加了相互了解。当然，也应当看到，从事行政管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层次的党政领导者，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只是少数。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立场观点与下面提到的另外两种知识分子不尽相同。
    2.从事技术和经济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包括各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医生、工程师、经济师和会计师等，他们从事的是专业技术工作，热心于创造、发明以及科技开发。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企业和社会管理，苏联党和政府要求科技人员都应该是政治活动家、党的政策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为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切列波维茨冶金厂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对集体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71年）、《关于明斯克拖拉机厂党组织提高劳动集体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1972年）、《关于白俄罗斯党组织挑选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1974年）、《关于进一步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79年）等决议，要求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技术作用和经济作用，而且应负起管理职责和教育职责。实际上，苏联党和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力图使这些人成为苏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国家明令对所有敢于就政策提出怀疑和异议者给予制裁。这一时期，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和“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理论前提，将意识形态问题提到了首位，强调苏联文化、科学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条件下实现的；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和科学技术竞赛这一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注：参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此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注：М·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载《哲学问题》，1976（3）。）。然而， 由于这些号召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因此科技界知识分子普遍对上述决议和号召不闻不问，甚而回避政治。当少数人因反对核试验、反对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浪费、对苏联党和政府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方面的不适宜做法有看法，因而提出不同意见时，便会遭到批判和谴责，甚至被清除出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这种做法加深了科技界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疏离感。
    3.从事创作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类中可以说包括了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有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等。无论是从俄国历史还是苏联历史上来看，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决不只是建设意义上的创造，而且还有建设意义上的批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勇敢地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时弊。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是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因而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责任。他们被称作“人类的良心”或“社会的良心”。可以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不在于他们有知识，或以知识谋生，或从事知识工作，而在于他们有一种深刻内在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不妨借用美国学者考泽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知识分子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对事物现状与诉诸习惯与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更广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诉诸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注：刘易斯A·考泽：《知识分子》，8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70。）这段话用在苏联人文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恰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时时处处显示出知识分子那种固有的对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关心，发挥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关护者”的传统作用，因而这一类知识分子对苏联政治的影响也最广最深。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
    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和创造，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迫切的问题，而决不能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勃列日涅夫代替赫鲁晓夫执政后，刻意求稳，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反映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加强思想控制，不惜一切地稳定秩序。
    勃列日涅夫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化思想约束，首先在文艺界开刀。针对赫鲁晓夫的“解冻”在文化艺术界、学术界所造成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上任不久，《真理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鼓舞人们思想的艺术创作》的社论（注：《真理报》1964年11月1日社论。）， 号召“文艺知识分子要为党性和人民性，为文艺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并强调苏共纲领规定的文艺方针是苏联“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过了20多天，即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又发表了题为《艺术家的职责》的社论，提出“艺术家的良心、他的公民责任感、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发展中所负使命的认识问题”，要求文学艺术家们“提高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提高文学和艺术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第二年年初，即1965年1月9日，《真理报》又在《无愧地反映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这篇社论中反复强调“在为新的、共产主义的事物以及反对个人主义和没落世界的市侩习气的斗争中，苏联艺术家只能有一个立场--进攻的立场。……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的遗训，依靠社会主义的创作力量，在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这种力量联合起来，一贯坚持我们艺术的思想纯洁性，反对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美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