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意见始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虚心聆听，而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封杀禁绝，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则判刑、流放，甚至对批评者强行精神治疗，这些做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和苏联共产党的威望。特别是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国际社会对此进行抵制和谴责以后，在国际上受孤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勃列日涅夫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更加强了。克格勃的权力不断扩大，特别是“第五局”，它在知识分子中积极物色工作人员。当时在苏联，那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多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安插的“眼线”。这种做法使大多数愿意讲真话的人缄默了。按照《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文作者阿马利里克的说法，苏联知识分子与政府越来越疏远了。
    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用论文、文学作品、艺术、社会舆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来影响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苏共当局采取的这种压制批评、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实际上只能起到阻碍政治进步、阻碍思想发展、阻碍社会生活健康正常地进行的消极作用。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卫生、文学艺术都出现全面停滞。70～80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了，科学的社会地位和科学活动的威望下降了，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苏联科学在一些主导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五六十年代，在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到70年代则是越来越扩大了。为了保持军事战略均势，苏联投入国民经济的资金与美国相等，然而却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苏联国防工业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得多，但生产效率却要低得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更加令人忧虑。这一时期在苏联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自上而下推行的是“苏共领导绝对正确”的公式，舆论和媒体都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吹捧赞扬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称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甚至号召向勃列日涅夫同志学习，学习他“按列宁的方式劳动、按列宁的方式思维、按列宁的方式生活”。这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绝少独立思考，只具有“注释”功能。不少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会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并不对所解释的东西进行分析，更不愿对有关问题进行大胆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学术的停滞还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年龄老化上。许多研究所所长都是60～70岁的院士、通讯院士。由于科研带头人的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致使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新兴学科大大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很明显，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已成为国家兴衰成败之关键。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