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月间，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针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社论，可见苏共新任领导严厉整肃文艺界的决心，力图尽快、彻底地肃清赫鲁晓夫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和迁就态度”所引起的后果。
    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是苏共领导人这一决心的具体体现，这两个人因在国外发表了批评性著作而遭克格勃逮捕。几乎与此同时，《真理报》主编鲁米扬采夫被解除了职务，原因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文中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他们进行竞争”（注：《真理报》1965年9月9日。）。
    知识界对鲁米扬采夫被解职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事件反应强烈。近200名作家写信签名， 抗议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逮捕和审判。A ·金兹别尔格和Ю·加兰斯科夫等人将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编辑成“白皮书”，以“萨米兹达特”（“自己出版”之意）的名义印发。 这两人以及薇拉·拉什科娃、A·多勃罗沃里斯基随即于1967年被捕。此举又激起知识界更大规模的抗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738人（注：A·阿马利里克：《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载《星火》，1990（9），19页。）。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聚集了100多人专为此事举行集会，向当权者示威， 示威者中有人被捕并被判刑。每一次逮捕、审判之后便是更为广泛的新一轮的抗议签名活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只是在社会上引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抗议，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卷入这一事件。据统计，在“金兹别尔格-加兰斯科夫”一案中，在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抗议书上签名者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编辑、教师、医生和律师，5%是大学生，此外便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面对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当局并未采取区别对待、认真调查、合理疏导的措施，而是一味拧紧螺丝，板起面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对付之。
    1966年和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和苏共二十四大上都对文艺界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艺术匠……不去帮助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来给我们的制度抹黑，诽谤我们的英雄人民”（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有些人企图把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简单地归结为党彻底克服了个人迷信的结果。在某些作家中还流行另一种极端，这就是企图粉饰过去已遭到党坚决的、原则性批评的现象，保留同党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贯彻的创造性新事物背道而驰的概念和观点”（注：尤·列勃罗夫编：《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经验和问题》，97页，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82。）。
    凡是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作家都被列入书报检查机关的“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得发表。例如：作家B·萨尔诺夫的著作被撤版； Б·阿赫马杜莉娜的诗集的编辑工作被下令停止；沃伊诺维奇的两个剧本的创作活动不得不停笔：当局明白告之，只有当他公开“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后，他才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创作……（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3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对在抗议书上签名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的处罚是开除公职或党籍。比如：亚非民族研究所的格拉佐夫不是党员，所以被开除公职；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博士C·富明教授则被开除了党籍， 在基层组织投票表决时虽然未达到规定的2／3的票数，区委还是强行作出了开除的决定；苏联科学院理论实验物理学研究所的数学家克隆罗德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还被降了职；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沃罗比耶夫因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开除两位签名者的党籍而受到撤销其团委书记职务、开除团籍的处分。因签名被开除党籍的知名人士还有：新西伯利亚的化学家亚勃隆斯基、历史学家罗日诺娃、生物学博士罗基奥诺夫、评论家苏奇科夫等（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 1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执政当局对签名者不公正的处罚，受到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的勇敢抵制。 例如：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列昂托维奇院士在1968年1月的联名信上签名并起草该信，为此莫斯科市委作出了开除列昂托维奇公职的决定（列昂托维奇是非党人士，他从1951年起就在这个研究所做领导工作）。但是市委的决定却遭到了原子能研究所党委的抵制。尽管市委的代表亲自出席该所党委会议并出示了“金兹别尔格和加兰斯科夫案件”的公诉书，但是原子能研究所党委委员认为，仅凭一纸公诉书是不能做出开除公职决定的。在当天举行的原子能研究所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上，老研究员们被授予纪念章。当主持人念到“列昂托维奇院士”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基辅的一批著名艺术家联名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写信，代表当地广大知识分子向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进言，希望当局适度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政策。他们在信中写道：“最近几年，在苏联对创作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中一些年轻人进行了政治审判……很多案件的审判破坏了苏联的法制。例如，1965年至1966年在基辅、里沃夫和伊凡诺-弗兰柯夫斯克等地宣判了20多人，所有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违背了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典所明确保障的一切……破坏审讯公开的原则是违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决议的，是违背苏联社会利益的，是对苏联最高的法律--苏联宪法的粗暴践踏……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祥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对被告人提出指控的那些他们所发表和坚持的观点绝没有任何反苏的性质，有的只是对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些个别现象提出批评，或是对明显违背社会主义理想和公认准则的行为提出批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政治审判成了压制公民积极性和压制任何一个社会健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艺术家们希望三位领导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使法院和检察机关严格遵守苏联法律，使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分歧在思想领域里加以解决，而不应使其归入检察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管辖范围”（注：罗亚·麦德维捷夫：《政治日记》，143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著名电影导演、国际电影节获奖者C·帕拉德扎诺夫等150人。 这封信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当局用行政处分和刑事镇压手段来对付那些善意的批评者的不满，以及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