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族际冲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问题。“从南非各城市的边缘地带到斯里兰卡海岸,从科索沃的山谷到巴斯克山区,武器的铿锵声已经发出。”“族际冲突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20世纪的典型诉求之一,将成为21世纪的咒语。”(注:曼·科恩克:《世界很可能面临一个打内战的世纪》,德国《世界报》(Die Welt),1993年1月11日。关于族际冲突与人类历史的前景,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预测。科恩克指出,全世界有3000多个民族在争取独立。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预言,世界上的国家今后几十年将增至400个左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冷战后的族际冲突主要由文化差异引起,伊斯兰教和儒教对西方最具威胁。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激烈而又持久的争论。)非洲自独立以来多次发生族际冲突。进入90年代后,约4/5国家发生或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族际冲突。本文着重从整体上探讨非洲族际冲突的特点及其后果、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能对深化认识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有所助益。 一 与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它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非洲族际冲突可分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次,其内容也相当广泛。因为,“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远比其他大洲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混乱。”(注:科林·勒古姆:《八十年代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在苏丹,是阿拉伯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进行了21年内战。在索马里,族际冲突越来越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争斗。原总统西亚德属达鲁德族中的马列汉小部族,因仇视他族致使1981年爆发内战。1991年1月26日,哈威伊族的“索马里联合大会”的武装力量攻克总统府,结束了西亚德长达21年的统治。临时政府总统迈赫迪和议长艾迪德同属哈威伊族,但迈赫迪出身于阿巴加尔氏族,艾迪德来自哈巴杰迪尔氏族,两派互相攻歼,屡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激战不休。不同国家的族体也提出不同要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和祖鲁人、苏丹南部的黑人各族要求充分自治,实行联邦制。多数国家的部族要求分享权力,实现充分参政。肯尼亚和扎伊尔在野部族要求民主、自由和部族平等,要求实现多党民主制。 非洲族际冲突相当复杂。因为,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相反,非洲在独立时“没有继承一个民族,继承的只是一个由于殖民化而人为产生的国家”(注:转引自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洲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第47页。)。黑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部族社会或从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过渡的进程中。部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宗教、政党、军队、地方分立主义等相互交织,盘根错节。非洲族际冲突一旦爆发,便相当残酷,迟迟不能平息。安哥拉的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进行了长达19年的内战,死于战乱的人达50余万。据联合国估计,安哥拉现仍留有地雷900万颗、索马里有100万颗,莫桑比克和西撒哈拉各有100至200万颗(注:O.费利:《非洲的冲突》(Oliver Furley,Conflict in Africa),纽约1995年版,第308页。)。卢旺达的部族大仇杀是“本世纪人类最大一场浩劫”。这个总人口750万的国家竟有50-100万人在冲突中死亡(注:H.舒林:《一个民族逃离自己的家园——卢旺达的战争和族际大屠杀》(Hildegard Schuring,Ein Vok Verlasst Sein Land-Krieg und Vo lkermord in Ruanda),科隆1994年版,第7页。)。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倒退,是毫无意义、没有目标的屠杀。5” 频繁发生的族际冲突导致非洲族际心理集体失衡,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难民问题严重。长期的仇杀使对立各族形成自我封闭、敌视他族,为了独占权力和财富而与他族不共戴天的仇外情绪,进而发展成不消灭他族就无法保全我族的集体变态心理。布隆迪的部族仇杀不是一般的内战,而是普通老百姓对异族的集体屠杀。卢旺达的部族仇杀是有意识的集体犯罪。“人们都是罪犯,又都是无辜者。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仇恨和暴力”。基加利约30%的人感染艾滋病(注:R.霍夫迈尔:《1994年非洲年鉴》(Rolf Hofmeier,Afrika Jahrbuch 1994),奥普拉登1995年版,第33页。)。本来就很脆弱的共同心理一旦发生分裂,部族分野就会加大。索马里是非洲少有的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所有各族同属索马里族,同操索马里语,同是逊尼派穆斯林,现代索马里民族正在形成。然而,内战使民族过程不进反退,氏族冲突沉渣泛起,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在1952-1985年共发生241次军事政变,1989-1993年发生35次。1990-1994年非洲先后爆发24次国内战争。“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国中的14个”(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正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所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暴力冲突最严重和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3年10月13日。)。大量居民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在全世界2300万难民中,非洲占51.3%,达到1180万。卢旺达有200万人逃亡邻国,200万人流离失所。布隆迪有80万人论为难民,100万人流离失所。莫桑比克逃亡邻国的为1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达290万(R.霍夫迈尔和V.玛蒂斯:《非洲被遗忘的战争》(Rolf Hofmeier und Volker Matthies,Vergessene Kriege in Afrika),拉莫失1992年版,第113页。)。难民营里常常缺粮少水,疾病流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难以实施,不是物资遭劫,就是工作人员生命受到威胁。仅1994年,卢旺达就有数十万难民死亡,惨不忍睹。 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严重影响了非洲经济发展,造成有些国家经济崩溃。扎伊尔内战估计造成经济损失20-30亿美元。乍得内战造成人均收入由1975年的120美元降到1991年的80美元,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非洲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为-0.5%,跌入谷底。非洲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为减少。相反,外债却直线上升。1989年为2500亿美元,1993年为3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6%,1995年达3220亿美元,是当年出口总收入的2.5倍。在世界36个重债国中,非洲占28个。族际冲突还造成田园荒芜,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88个低收入缺粮国中,非洲占44个。 频繁的族际冲突引发了地区冲突或使冲突国际化。非洲现有跨界民族135个(葛公尚:《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32页。),大部分都能尊重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但也有一部分或奉行地区民族扩张主义,或奉行民族统一主义,把国内族际冲突激化为地区性问题,甚至招致国际力量介入,使之复杂化。扎伊尔东部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内战的继续。扎伊尔政府支持胡图族反对这两国政府,这两国政府支持图西族反对扎伊尔政府。卡比拉得到乌干达和美国的支持,蒙布托受到法国、加蓬、刚果等国的支持。索马里人分布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肯尼亚。为实现民族统一,索马里分别与三个邻国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战争。索马里内战爆发后,国内各族与邻国相互勾结,使非洲之角成为“最危险的火药桶”。 总之,复杂、惨烈、多发的族际冲突使非洲正常发展进程出现严重断裂,象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即使以后出现最好情况,消除部族仇恨尚需几代人的时间,……5、6年后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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