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造成非洲发生大规模族际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本国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既有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族际对立情绪的发酵，也有当前政府政策失误的引爆。
    族际冲突在非洲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非洲古代国家形成时，就存在着血腥的部落兼并战争。这本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正常现象，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但在非洲，这一过程却由于殖民主义入侵而变质，固有的族际差异和矛盾演变为今日阻碍非洲发展的族际冲突。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和富拉尼人相互融合形成豪萨—富拉尼人。在融合过程中，与西部的约鲁巴人和东部的伊博人多次发生战争。英国殖民入侵后，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致使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北区落后但收税多，南区先进却补贴多。在政治上，“以黑制黑”，大量征用南方人在北方政府中任职，引起北方人强烈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行“非殖民化计划”，允许成立议会，成立以三大族为基础的三大政党，即豪萨—富拉尼人的“北方人民大会党”、约鲁巴人的“行动派”和伊博人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公民会议”，三党为各自族体利益激烈斗争。殖民者的做法为日后的族际冲突和内战埋下定时炸弹，殖民主义是今日非洲族际冲突的罪魁祸首。
    当局的政策失误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苏丹南北冲突再起就是因为政府“重北轻南”。当南方发现石油后，政府决定南油北运，到北方去提炼加工；政府还把南方自治区分解为三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收回了自治权，甚至还派北方军队驻扎南方，向南方推行“伊斯兰法”，改税制为伊斯兰教的“天课”。这些做法激起北、南双方民族感情上的严重对立。扎伊尔的蒙布托自1965年12月25日发动政变登上总统宝座后，不但在军队中故意制造部族矛盾，使之互相牵制；还组建全由本族即班加拉族子弟组成的强大的总统卫队，与政府军互相戒备。在党政方面，他极力提拔本族亲信，排斥异己。在地方行政中，他故意使各族互相残杀，自己坐收渔利。扎伊尔的族际冲突是蒙布托有意利用部族矛盾的必然结果。
    吹遍非洲的多党民主风潮是族际冲突再起的催化剂。非洲国家独立时，一般都从殖民宗主国继承了多党议会制。但好景不长，便纷纷改行一党制。到1989年，非洲实行真正多党制的仅3个国家，实行军人统治和一党制的达47个。到1994年，非洲53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已达48个。为什么短短5年时间，非洲的政治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内因是长达30多年的一党制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相反，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官僚贪污堕落。据瑞士报纸透露，蒙布托在瑞士银行的资产高达40亿美元。他曾自豪地炫耀自己“是世界第四大富豪”。与他的富甲天下相比，老百姓是民不聊生。人均收入不及150美元，通货膨胀率1992年达8372%（注：H.格里克曼：《非洲的族际冲突和民主》（Harvey Glickman,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Africa），亚特兰大1995年版，第369页。）。面对如此境况，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腐败的政府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看到一些人惊夺我们的经济果实，将数百万元存入银行，人民要求在他们被统治时有发言权”。正在老百姓忍无可忍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易帜，冷战结束。“改革”和“民主”浪潮汹涌而来。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迅速由与苏联争霸改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英、法、日等国纷纷以经援与民主挂钩相要挟。美国甚至专门设立3000万美元的“非洲民主基金”，还拨款500万美元资助非洲国家的反对党，使之能参加“自由选举”。非洲一些认为实行多党制会引来弊端的国家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冲击下纷纷败阵。从1988年底阿尔及里亚宣布实行多党制以来，在许多国家，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然而，黑非洲社会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所有国家都是多部族国家，部族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许多政党都是不讲原则纲领，只讲部族属性的“部族党”；许多政党领导人都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机会主义者和部族主义者”；各政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刚果有100多个政党。马里开放党禁后，不到3周就有8个党正式登记。正当的政党竞争往往难以顺利展开，相反，使族际冲突这一痼疾死灰复燃，并迅速蜕变为恶性冲突，造成混乱和不稳定。多党制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尤以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为最。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不顾一切的、无休止的民主化导致了卢旺达的灾难，引导人们*
    无情地去争权夺利。它已重新唤起了部族主义恶魔并驱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95页。）
    西方大国势力的介入和插手对非洲族际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冷战时期，非洲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场所，它们分别支持敌对各族互争雄长。苏联解体后，美国积极填补苏联撤退留下的空白。为重返埃塞俄比亚，美国打着“和平调解人”的幌子，直接插手该国内部事务，直到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推行民主化的同时，美国和法国在非洲展开了激烈争夺。在卢旺达，美国和比利时支持图西族，法国则偏向胡图族。内战爆发后，美国对派维和部队持拖延态度，法国却积极响应，发起“绿松石行动”，暗中支持胡图人的哈比亚利马拉政权。当图西人的“爱国阵线”取得优势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时，法国军队狼狈撤回，美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扎伊尔内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卡比拉，克林顿总统甚至要求蒙布托立即下台并离开扎伊尔。与此相反，法国竭力主张向扎伊尔派多国部队以保住蒙布托，并想借助欧盟的力量遏制美国在大湖地区的势力膨胀。两大国对蒙布托“一弃一保”，使内战双方都心存幻想，拖长了战争进程，给扎伊尔各族留下更加深重的灾难和难以弥合的情绪对立。外部势力的插手对非洲的族际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之复杂化而更加难以解决。
    族际冲突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非洲国家传统社会结构板结、经济落后。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部族主义作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几内亚总统杜尔说，“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矛盾产生的根源”（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17页。）。部族主义是区别我族与他族的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他族往往具有挑衅性。它的基础是非洲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和部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或部落组成，其发展程度大体介于氏族和民族之间，但更接近于氏族。氏族靠血缘关系来维系，部族靠血缘和地域关系维系。氏族和部族在非洲具有特殊的稳定性，惊人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其代表是酋长，酋长制因而成为非洲传统社会的核心。酋长一般集行政、军事、宗教、司法等大权于一体，有权征收贡赋，差遣徭役。酋长制赖以长久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虽归集体所有，但由酋长掌握和分配，广大群众只有使用权。独立后，一些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改革传统土地所有制，但是，象苏丹等国虽已宣布土地国有，但“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农村起作用”。在索马里农村，“习惯土地使用法仍居支配地位”。随着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村盛行的部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带进城市。在一些城市，居民一般按部族分片居住，同族人垄断某一行业，或在某一行业中形成势力集团，进而形成类似于同乡会的部落会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形成都将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任何竞争都将是部族力量的较量。氏族、部族得以长久生存的条件是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黑非洲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80%以上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农业，农业生产中86%依靠人力，9%靠畜力，只有3%使用机器。许多部族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甚至因循古老的迁徙种植制。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率极低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如此落后的生产力难以迅速对传统土地所有制形成强大冲击，氏族和部族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影响非洲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洲发生族际冲突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有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多党民主风的袭击；内因包括历史的积怨和现实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的落后。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因素的作用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些非洲学者仅强调和批判外部力量的破坏作用，这是不全面的。同样，某些西方学者只强调非洲内部痼疾的恶劣作用，这也是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