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兼治美国史、拉美史、中国—美国关系史、中国—拉美关系史、美国—拉美关系史等美洲史诸领域，罗先生很可能是迄今为止的第一人。[②b]他对中国与美洲的历史联系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一世界之谜的探索上尤其卓有成效，为海内外同行所称道。
    “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最早是1761年由一位法国汉学家提出的。在中国，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等亦皆顺应此说。然而，罗先生独辟蹊径，早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中即对此进行了出色的证伪研究。他从《梁书·诸夷传》这一研究扶桑问题最早的原始资料入手，从地理位置、物产、社会组织和风俗、佛教和慧深、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等方方面面，追本溯源，力驳所谓扶桑即墨西哥说。8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水下发现“石锚”，有人将它作为公元前一两千年中国沉船的遗物，视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有关“石锚”的新闻遂不胫而走，对外广播、科普读物甚至历史著作广为引述，宣扬是古中华的光荣；甚至据说还有外国电影商来中国拍摄一部以中国人发现美洲为主题的电影。基于对这一涉及地理发现史重大课题的关心和责任，罗先生冥思苦索，撰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①c]这一传世之作。他在前文的基础上，具体辨析了《惠深年谱》的似是而非、《淡墨》虚构的美洲扶桑国，指出“扬帆美洲三千年”是一种“并无实现可能的航海可能论”，“石锚”尚未“水落石出”；《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疑点甚多”，其本身即“足以否定扶桑即墨西哥的假说”。“根据现有资料，对扶桑国的猜想只能作出两种推论：一、根本没有这个国家，扶桑国传说不过是西域游僧编造出来的海外奇闻；二、确有其地，其地应在中国之东，即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外”。罗先生感慨道，“如果把封建中国不去做、事实上也很难做、历史上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几个云游四海的和尚，把他们打扮成伟大的探险家，岂不是缺乏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吗？”由此，作者还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传播这一敏感问题：从人类移居美洲大陆之后，两半球的文化基本上是相互孤立、平行发展的。西半球因与旧大陆长期隔绝，文明的每一进步较之旧大陆要更为艰巨。南北美洲面积广大，而从南到北的距离特别长，新大陆的文化传播要比在旧大陆的条件下困难许多倍。“至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哥伦布以前时期只能是零星的偶然的”；“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几方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这些影响不仅是偶然的、次要的，而且一般是间接的，即通过很长时期、经过很多中介的过滤逐渐渗透到美洲某个局部地区。同时还必须考虑到长期孤立发展的水平低的文化对外来的陌生事物具有强烈排斥性的一面”。无论如何，不应把旧大陆文化传播方式全部硬套到美洲大陆。“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绝不可能是外来的。对某些相似与巧合的东西也要研究，具体地分析哪些是不谋而合的创造，哪些是间接渗透的影响，哪些是直接接触的产物，绝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罗荣渠教授中肯地告诫人们，“加强对于文化传播的历史研究对增进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但这种文化传播是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时应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来。”文章发表后，学界瞩目，广受关注。该文即有无懈可击的微观考证，又有严谨的宏观分析，气势磅礴，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其独具一格的论证方法，也堪称绝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是否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这一世界之谜问题上，罗先生的研究独领风骚，卓然大家，即使可超也不可越。
    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史的研究，罗先生也贡献很多。还在1980年他即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他说，只有具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中美关系的变迁作出全面估价。“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②c]比如，从多角度的历史视野来看，“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有时也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所致。因此，“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在《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①d]中，罗荣渠从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新视角，具体研究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的传导、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留学生与西学东渐等历史现象；通篇视野开阔，取材宏富，立论独到。通过这种研究，罗先生总结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独特之点：“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向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而痛苦的历程”；“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是刺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
    三
    现代化研究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为关注的显学之一。对这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课题的拓殖和研究，凝聚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无数心血与劳作，而罗荣渠先生作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尤其是功彰绩伟。[②d]
    开拓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一新课题，是罗先生还在80年代初首次赴美访学之际会见普林斯顿大学C·布莱克教授时即已萌生的新念头。1984年，他正式著文提出“‘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从新的宏观视角开阔了我们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视野。”这是一个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对历史研究也能起推动作用的重大课题。在思想锋芒毕露的罗先生看来，“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这个研究课题是否必要的问题，这个与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早已是现实的存在。当前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力量开展我们自己的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③d]这位忧国忧民、爱国报国的历史学家感到，“我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但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今日中国现实给我出的一个题目”。[④d]罗先生认为，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形下艰难崛起的中国，在赢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毕竟不是治本之策，“旧病未除新病又犯”亦决非偶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根本的理论建设与创新。“现在是改变这种理论严重落后实际的情况的时候了。”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罗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回应现代化这一新浪潮的挑战、开拓现代化研究这一前沿学科，他放弃了胸有成竹、正在写作中的《美国的历史与文明》，“重打罗鼓另开张”。以发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①e]为标志，从80年代中期开始，罗先生全力投入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这一难度极大的新课题，以高昂的热情去开垦一个艰辛的史学新园地。他系统介绍海外学术理论的新动向、[②e]深入挖掘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③e]发起、组织召开全国性及国际性的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组建领导我国唯一的现代化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主编大型学术丛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他是“现代化历史进程比较研究”这一全国唯一的以现代化为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满腔热忱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新理论体系，不遗余力地创建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批批开创性论著接连被推出，其中论文如《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e]等脍炙人口，专著《现代化新论》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⑤e]先后荣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