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是从宏观历史学的新视角来研究现代化这个大课题的。他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⑥e]立足于创立现代化研究的综合理论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五大系列的研究重点，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尚属破天荒第一次。《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⑦e]一文，提出了现代化三次世界性浪潮的新观点，对工业革命以来两个多世纪的世界巨变作出了成功的宏观概括和理论总结。罗先生把现代化界定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的世界进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加以整体性研究，对现代化理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①f]他借助于其首创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一新理论思维，阐释了以大生产力形态演进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的新发展观，大而凸显了中国人大胆探索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变迁而形成的新现代化观。他把现代化的“现代”界定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变革这一急剧变迁的新时代，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变革与发展的特殊进程的称呼”。[②f]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一进程的速度、广度和发展机制大大强化了。现代发展是时代的中心主题，席卷全球的发展大潮是跨世纪的历史主流。现代化的本质即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凡属成功的经验都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而盲目崇外、照搬外国模式的现代化未有不累遭挫折者。”我们饶不过历史。“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每个国家都将思索：它将如何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分裂的、不平衡发展加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发展的平衡与重心。”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理性探究，是罗先生始终关注的重心所在。按照罗先生的解释，中国现代化是经历了三次发展模式转换、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的“被延误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这四大趋势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即现代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的内容与宏大目标”。[③f]罗先生晚年所作《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文总结道，“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罗先生主张，从革命史取向转为现代化取向，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罗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正视未来。用革命化代替现代化的错误，在实践中已经改正过来，但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认真地阐释。“为了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认真深入研究过去探索中遇到的挫折与教训，打破一些自我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④f]他指出，在跨世纪的现代化挑战和机遇面前，我们中国人必须努力防止主观原因造成的本可避免的错误。“在国际国内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中国将面临许多新问题，迎接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挑战，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历史遗留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与难题，给一个12亿以上人口的大国的改革和发展限制了非常苛刻的条件”。罗先生在《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①g]这一去世前不久撰写的新作中警示说，“必须戒骄戒躁，把握好跨世纪的新模式转换，牢牢抓紧时代的机遇，绝不允许再犯历史性的大错，特别是不能再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这不正是以学者的良心写过《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②g]的罗荣渠留给我们的“示警预报”吗？
    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古老的历史学究竟应如何适应新形势？我们在彷徨之余，亦不无欣慰：“就历史学而言，老调子永远也唱不完，但却不是永远只唱老调子”。[③g]——痛定思痛，但愿我们勿忘罗荣渠先生这位纯粹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盛世危言。
    四
    思想家顾准常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而本身是专门家的罗荣渠则一言以蔽之曰：“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罗先生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能成为时代的“显学”，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都直接围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开展，但这绝不意味着时代可以离开或者不需要历史学；与此同时，历史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须同新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历史学家应当有鲜明的时代感、责任感，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学而言，罗先生认为，也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左”的影响。以世界史研究而论，实事求是，就是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历史的理论；解放思想，就是把长期以来附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许多不实之词予以批判性的澄清。全部历史都应该重新研究，历史学应当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加以改革。比如，教材建设是历史学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大课题。当前历史学教学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教材陈旧、落后，世界史教材的问题尤为突出，几十年一贯制。过去的教材受原苏联教材的影响很大，近年来虽有所更新，但从结构到内容，大同小异，真正创新的极少，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为此罗先生一再呼吁，历史学在保留传统的学科特点的同时，必须开拓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必须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新探索”，甚至增设新专业。“世界史学科建设本身要适应现代化”。
    罗先生治学视野开阔，博通闳识，融古汇今。除上述美洲史、现代化研究外，他还在史学理论、殖民主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领域写作、发表过一言九鼎之作。比如，先生早就对二战史有过深入研究，[①h]在199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主张“紧紧把握反法西斯战争这一主旋律”，正视历史，反思战争：[②h]人类能否记取二战的教训？如何面向未来、安不忘危？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历史经验、苏联和西方在阻止法西斯侵略战争上的重大失误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研究。对那个苦难的时代的历史，年轻的一代要认真学习，以提高全民族在未来的更加复杂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和识辨能力。《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进程》一文提醒说，“一个人老了往往患健忘症，但一个民族不能患‘集体健忘症’，更不能受那些有意制造‘集体健忘症’的人误导。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之一。”[③h]罗先生发现，日本虽在战争中被战败了，但并未真正认输，“它只接受了战败国的冷酷现实，却从没有真正的自我认罪。”在日本，悔罪还是拒不认罪，这个50年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日本已从战败中重新崛起，但它仍未解脱那场战争的精神包袱。尽管在经济上日本已成为世界大国，但仍未改变那种岛国心态。尽管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西洋文明，但它在骨子里仍包藏着被扭曲的大和民族之魂。”[④h]
    在学术界，罗先生的历史研究之独具品质，有口皆碑。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他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一贯主张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于坚持真理，独树一帜。罗先生始终保持对理论的热情，特别强调理论思维对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强调高质量的历史研究应具有理论深度。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跨学科的知识根蒂，在研究中从历史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历史，有机地熔理论与历史、中国与世界的研究于一炉，推陈出新。他主张历史学必须借鉴各门社会科学的“解剖刀”来剖析广泛收集的史料，注意世界学术新动向、吸收新成果，致力于把历史学从传统的人文学发展为真正的社会科学。他常以剥笋、聚焦、削铅笔为喻，教导学生要浸润于所研究的问题中，反对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不实学风。[⑤h]他为史学振兴而奔走呼号，提倡历史学论文应遵循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⑥h]呼吁逐步建立有规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制度。[⑦h]这些都是罗先生治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