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者指出，议会选举时选民的投票取向也表现出明显的政党倾向。在正常情况下，即当享有2个议席的某选区内有2个辉格党人和2 个托利党人参加竞选时，绝大多数选民总是选同一政党的两个候选人。斯佩克对选民投票情况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贝德福郡，在1705年的2560名选民中除313人（占12.2%）之外，在1715年的2529名选民中除142人（占5.6%）之外，其余全部按照两党分立阵线投票。在白金汉郡， 分投两个不同政党候选人票者，分别占选民总数的3.8%和4.9%。 伦敦市有4个议席，在1710年选举时出现4个辉格党候选人和4个托利党候选人互相竞选，共有6638名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5939人（占总数的89.5%）把4张选票全部投给一个政党的侯选人。在享有两个议席的选区中， 若出现3个候选人，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不少选民不愿浪费掉一张选票， 往往在投了同党候选人一票后，把另一票投给剩余2 个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相当多的选民宁肯浪费一张选票，从而成为“只投一人票者”。在1705年的汉普郡曾出现3名候选人， “只投一人票者”高达724 人， 而在两党间各投一票者只有201 人。 在1701年、1702年、1705年的白金汉郡选举中，“只投一人票者”分别高达1327人、1574人和1852人〔11〕。
    批评者指出，在选举争议案件的处理上也体现出两党的对立。当议会收到选举争议请愿书时，通常交由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倘若某党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他们总是把不利于本党议员的请愿书掩盖起来，把不利于另一党的请愿书公布于众，严肃处理。在安娜时期的第三届议会上，辉格党在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中占了多数，结果，西门·哈考特因为曾经干过危害辉格党利益的事而被取消了议员资格，成为这次会议上两党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当时的一位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在他们（指辉格党）组成足以压倒托利党的议会多数之前，还会有类似的人遭到同样的命运，我想，这个数字是13人。西门是这些人中最显眼的一个。”〔12〕
    面对雄辩有力的批评，沃尔考特承认在18世纪初仍存在某些足以激发议员政党热情的重大争议问题，但他继续坚持原来的观点。截止目前，分歧依然存在，但争论似乎陷入了僵局：在18世纪初期的英国政党结构问题上，反纳米尔派的两党结构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在18世纪中叶的政党结构问题上，纳米尔的多党派混杂结构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双方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致使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英国早期政治史的研究走入了“令人悲哀的困境之中”〔1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外，主要有二：一是争论双方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新材料的挖掘上，对议员分组名单和选民投票的数据整理重视有加，而忽视了某些基本理论范畴的阐释与界定，结果经常把政党与派别、政党政治与宗派之争混为一谈。二是争论双方多从微观角度选定某一时期作静态考察，而缺乏整体性综合动态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都不能准确反映18世纪的全貌。由此看来，澄清有关概念，加强宏观动态分析，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18世纪政党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二
    众所周知，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其前身是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任何国家的早期政党无一不是由某一派别或集团发展而来，因此，在其萌芽之初，政党和一般政治派别或集团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经常呈现“党中有派、派中有党”的复杂局面，这为早期政党史研究带来极大困难。然而，政党毕竟不同于而且高于一般政治派别或集团，二者的根本区别或者说构成政党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政党具有一套为全体成员共同信奉（不一定成文）的政治原则或纲领；二是政党拥有一支基于政治信仰一致而自愿联合一起的相对稳定（不一定成形）的党人队伍以及公认的领导人或领导核心；三是政党具有夺取、控制国家政权或影响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原则与纲领的追求目标。其中，第一条最为重要，因为政治原则的一致性是团结党人队伍、保证步调一致、实现共同目标的必要前提。“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原则”〔14〕，18世纪后期英国思想家艾德蒙·柏克的这个政党定义现在看来仍不失参考价值。
    政党政治是指政党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支配关系。按逻辑推论，政党产生后政党政治随之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政党萌芽之初，很可能有各种传统政治派别或集团与之并存，政党幼芽一时还无力在宗派斗争的旋涡中凸现出来，只有随着政党的成长，政党斗争超越于宗派斗争之上占据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时，才能说出现了政党政治。有时在政党政治崭露头角后，还可能被回潮的宗派斗争暂时淹没。可见，政党政治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形态从萌芽到确立要有一个过程，在建立政党政治的先行国家尤其如此。这个过程就是政党结构的酝酿、形成过程。换言之，政党结构就是达到稳定状态的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人们通常把它划分为两党结构和多党结构两种类型。
    按照以上概念的理解，借助国外学者在争论中提供的丰富材料，回顾18世纪的英国，有两点似乎可以肯定：第一，那时辉格党和托利党确实存在，而且在纷然杂陈的众多派别中是唯一具备政党特征的两个政党；第二，在很长时期内初露端倪的两党政治飘忽不定， 直到18 世纪末19世纪初才臻于稳定，形成两党结构。为进一步说明上述看法，下面分三个阶段加以讨论。
    第一是1688年—1714年：在辉格党—托利党和宫廷党—乡村党两条对立轴线的交叉碰撞中，两党政治荷角初露。
    产生于复辟时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携手推翻詹姆士二世后立即分道扬镳，虽说那时两党都没有系统的成文纲领，但思想原则分歧清晰可辨。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辉格党从“原始契约论”出发，拥护威廉继承王位，托利党则坚持正统主义，主张由玛丽继位，双方一度形成对立僵局，最后在威廉的干预下才以妥协方式得以解决。在宗教问题上，辉格党希望适度改革国教会，放松对不信从国教者的新教徒的限制，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宗教宽容，托利党决心维护国教的统一及其统治地位，严格限制不信从国教者的宗教活动和政治权利。在对外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上，辉格党支持对外战争和建立发展国债制度，征收高额土地税；托利党则持完全相反态度。在如何对待詹姆士二世的原有大臣、如何分配政府官职、如何调整地方当局等问题上也存在两党对立和斗争。至安娜女王时期，两党斗争更加激化，以至有“政党狂怒”之说。当时的主教贝内特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生活的每一领域内都存在政党冲突，在关键时刻，如王子去世或面临外国入侵危险时，两党斗争甚至有导致可怕后果的可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