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战后的美国中西部城市化与中国东北部城市化的可能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西部城市变化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高科技实力持续增强。就高科技部门就业的绝对数量而言，美国中西部一直在全国居于前列。二战后，尽管新兴地区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但因中西部地区原有基数大，中西部的高科技实力还是很可观的。1975年，美国共有6000个工业研究与发展实验室，其中88 %位于177座标准大都市区内。中西部的几个较著名的大都市区，如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等所拥有的此类实验室的数量居全国前10名之列。中西部众多的高等学府对高科技企业和研究部门来说，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当然，高科技部门产生的直接就业机会并不多，直至1995年，它在新工作岗位中仍仅占较小份额。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近来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湖区高科技领域就业增加仅仅部分地解决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而已〔1〕。工厂自动化尤其是机器人对劳动力的影响也很大。 很多人相信，这些“铁领”工人对劳动力增减有很大影响，到1990年可能减少 100万个就业机会，但从长远看它将提高总的就业数量，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当然，中西部城市短期内仍有较大的结构性失业。
    （二）服务业比重日增。中西部工业城市因其经济基础变化和蓝领工人减少受到重创。如芝加哥，1972-1982年10年间其制造业就减少了20万个，占其制造业就业总数的50%，其他中西部主要城市均减少20%以上。与制造业就业剧减相对照的是，这些城市的服务业却有较大的扩展。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1940年时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8.1%，1980年达到66.7%〔2〕。当然，服务业的兴起不等于制造业的终结， 很多服务业活动与制造业活动相关，同时也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需求有关。
    （三）大都市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自二战以来，大都市区人口就不断增长，非大都市区人口则不断减少。1950年，居住在标准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占全美国总人口的55.8%〔3〕。到1992年， 居住在大都市区的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79.9%，其中，仅全国39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型都市区于1990年就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实际上是继1920年全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和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市区人口的两次重大变革后的又一历史性变革。美国中西部与东北部一道，是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地区〔4〕。
    有的美国学者总结说，转变中的城市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以制造业活动为主的城市，如克利夫兰、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因为制造业活动减少，并且未因新的部门增长而补偿，导致整个城市经济下降。二是老式制造业与新兴经济部门如服务业或高科技行业并存的混合式经济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在这些城市，增长与衰退并存。三是较新的城市，其增长与新型经济的兴起相关，特别是高科技和企业化服务业。这一模式主要出现在“阳光带”〔1〕。不论这一分类是否妥当， 最起码道出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的主要区别。中国东北部应归于哪一类，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美国中西部的衰退只是相对的。传统工业地区仍有其相对优势，并有其存在的必要。例如，“冰雪带”一贯重视教育和培训，无论用那一种指标衡量，中西部和东北部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都远高于南部（其公立教育稍逊于西部）。再如，根据《地区经济的兴衰》一书的研究，在机械工业方面，“正是制造业带的老工业区表现出采用新生产技术的最强烈意向，而不是西部和南部增长的地区”〔2〕。因此， 在重新工业化或经济复兴的努力中，不应忽视老工业区的这种革新潜力，这一工业恰恰集中在中西部。尽管难以恢复历史上的地位，但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还是有希望的。
    区域经济发展周期理论还表明，随着相对优势转向其他地区，“阳光带”也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衰退。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周期有变短的趋势，“阳光带”兴起仅不到半个世纪，颓势便已开始出现。80年代中期，一些“阳光带”出现人口净迁出，就业机会减少，某些工业部门出现萧条，如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这被称作“技术推移加速律”。这也是出现少数国家和地区可以超越阶段发展的客观因素〔3〕。当然， 城市化重心的转移比某单一技术的转移要复杂得多，但毕竟也会出现同样的周期变短的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东北部提前进入衰退有一种必然性，在城市化周期上可能出现变短的趋势，复兴也并非远不可及。我们也应看到，地区经济的成长与衰退都是相对的，它绝不是一个零点游戏：一个地区兴起必然导致或伴随另一个地区的衰退。
    结论
    （一）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地区都有其发展周期，工业城市地区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东北部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来得早了一点，城市发展周期尚未完成，或者说仍有发展余地。当然，区域经济变化来临时，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工业城市。若思想准备不足，便不易设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至于工业衰退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异步现象，这其中还有何原因，值得进一步考察。
    （二）中国东北部工业的高科技含量宜加强，但同时又应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两者应协调发展（高科技的发展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服务业可扩大就业），以提高城市经济的整体水平。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功能由产品生产中心向信息处理中心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1〕。 蓝领工作机会得到极大扩展是在交通和工业时代，这个时代已不复存在。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展，人与公共服务的增加，生产组织结构的变化，均使大城市作为大规模制造业区位比较优势的丧失。但知识密集型部门与产业的兴起仍可恢复这些竞争优势。
    （三）中国东北部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小城市数量少、效益低，是城镇体系的薄弱环节；首位性城市首位度不够，对城市体系带动作用不明显。目前，很多学者主张在控制大中城市规模的同时，大量发展小城镇，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关键问题是，在哪里发展小城镇？是否应面面俱到，均衡分布，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发展小城镇，遍地开花〔2 〕。东北地区大城市过多是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些大中城市的作用，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既然已形成大中城市居多的局面，那么下一步工作重点就不应是控制这些城市，而是如何较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和效益。以大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发展小城镇，实行“大都市区化”，这是美国中西部、也是美国二战以来全国城市化的主要趋势，其中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与大都市区化并行的是郊区的长足发展。美国中西部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时，城市化比例在50%左右。有鉴于此，中国东北部如果出现郊区化大约是一二十年之内的事情，对此，我们应有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