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同时个人也与北大有联系的学者，还有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成绩、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之一。他在1902年至1925年间先后数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学习东方的一些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他在德国的师友，大多是当时最有名的印度学家。1925年，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最早的两门，就是“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1928年，他接受了当时称作“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实即北京大学的院长陈大齐的聘请，在北大兼任过一学期的课程，讲的也是“佛经翻译文学”。第二学期，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再到北大上课，但北大仍有学生专门到清华去听他的课。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许多都与印度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以及《四声三问》。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文革以后出版的陈寅恪的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也曾经是联大的教授，为三校的学生讲课。
    由于多种原因，陈寅恪后来治学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再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陈先生最初从德国回来时，随身带回一批书籍，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有关东方学，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研究方面的参考书。如果要做第一流的研究，这批书籍， 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有用和有价值。 1948年，陈先生在清华，因为生活困难，把它们作价卖给了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也就是现在的东方学系。这件事，陈先生晚年时提到，仍然很伤心：“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以买煤取暖。”
    1930年，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研究教授的名义，聘请汤用彤先生到北大任教。汤用彤是清华的毕业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学习哲学，包括西方和东方哲学两方面的内容，也学习过梵文、巴利文。汤用彤到北大以后，开出的课程中有“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哲学”。 汤用彤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的讲稿， 1945 年正式出版， 题目就叫《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5；中华书局重印，1960，1988）。但汤用彤先生最大的成就，是对中国佛教史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中华书局重印，1983）。这部书，现在已经成为这一领域中经典性的著作，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印度。另外，汤用彤早期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些与印度哲学直接有关，例如《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以及《南传安般守意经译解》等。他为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所编的资料，在他去世多年以后，经人整理成《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一书。汤用彤在北大，先后做过哲学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以及副校长，只是50年代以后，由于长期患病，再加上一些客观上的原因，直接的研究工作便做得比较少了。
    在二三十年代的老一辈的学者中，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还可以提到许地山先生。许地山30年代曾做过燕京大学的教授，而燕大后来并入了北大，因此今天也算作北大的一部分。许地山曾留学美国和英国，他在英国牛津所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印度佛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 他在燕大期间， 发表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1927）、《印度文学》（1930）等一批有关印度文学、印度佛教研究的专著。他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1933），至今仍然是一部对研究佛教很有用的工具书。许地山访问过印度，又是文学家和翻译家，因此还用优美的文笔翻译过不少印度的文学作品。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在北京的北大、清华以及在天津的南开等校被迫南迁，师生们历尽艰辛，最后到达云南昆明，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这是北大艰难、同时也是光荣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在北大，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的教授，应该提到向达。向达在1938年秋从欧洲回到烽火中的祖国，半年之后，应聘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任“中西交通史”课程的导师。向先生携家来到昆明。向先生在到北大之前，已经是研究印度史和中西、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一位专家。1926年，向先生26岁，就发表了成名之作《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研究隋唐时代西域与印度古乐传入中原的历史。1929年，他又出版了他的《印度现代史》（商务印书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有见地、有水平的历史学著作。向达后来一直在北大任教。他在历史系讲授过“印度史”等课程，有一段时期还做过北大图书馆的馆长，但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曾遭受打击，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不幸去世。
    八年抗战，终于获得胜利，南迁的北大回到北京。校长一职，由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回国后，则由胡适担任正式的校长。在傅斯年与陈寅恪的推动及胡适与汤用彤的主持下，1946年，北大新设了东方语言文学系。无论从国内东方学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还是从北大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讲，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当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和傅斯年把他推荐给胡适校长和汤用彤文学院长。胡和汤便决定聘请季羡林先生做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并担任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是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包括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梵语、巴利语也就成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中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东方语言文学系一般简称东语系，即现在的东方学系。关于季羡林先生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在下面再作介绍。
    1948年，金克木先生从武汉大学来到北大，也进入东语系。金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间在印度学习过，对印度的梵文和梵文典籍、印度文学、印度哲学，都非常熟悉，有很深入独到的见解。季羡林和金克木二位先生，一直到60年代中期，是东语系梵巴专业仅有的两位教员，也是东语系最有名、研究成果最多的两位教授。关于金克木先生，我们也在下面再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