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翻译《罗摩衍那》的同时，还写成了一本研究性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到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
    金克木也在印度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以及翻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翻译出版过印度的古典名诗《云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文革以后，他又翻译出版了《伐致呵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和《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两种诗集。他与他早年的几位学生合作，还翻译出版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摩诃婆罗多》的“初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他在60年代出版的《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一领域里唯一的一种文学史著作。他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一书，根据梵文原著进行翻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印度古代的文学、文艺和美学理论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
    在印度语言、哲学和佛教研究方面，金克木也有很好的研究成绩。他先后发表过《论“有分识”》、《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等一批论文。 这中间特别要提到的是他1981年在《语言学论丛》上发表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这篇文章在国内第一次对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梵文文法家波你尼的《八章书》作了详细的介绍。金克木的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他出版的《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几种书中。他在50年代还写过一本《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这本书出版过一个英文的译本。
    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不仅是学者，在文学上也具备很高的造诣。季先生是散文家。金先生是诗人。他们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文辞优美，信、达、雅兼备，成为翻译的精品和典范。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从上一世纪起，欧洲的印度学家和汉学家，后来又加上日本的学者，使用了很大的气力，研究和翻译这部书，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遗憾的是，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一些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在80年代以前，整体的研究尚付阙如。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创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并且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可惜后来因为文革的发生而中辍，向先生自己也在文革中不幸去世。这一工作，文革以后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数位学者，季羡林先生总负其责，经过数年的努力，19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这部书，原文、前言、校记、注释等共约63万字，可说是国内近数十年来对包括古印度在内的西域史地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大成就。书出版后，颇得好评。北大方面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季羡林，还有历史系的张广达，以及当时在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和王邦维。 这部书， 也在1994年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
    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相似，北大东方学系的王邦维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988）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995）两部书。这两部书，也是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佛教历史和文献的很重要的著作。王邦维的相关内容的著作，还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在佛教、梵文佛教文献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王邦维还发表过一些论文，例如《略论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杂藏考》、《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 Abhismacarika》、《谢灵运〈十四音训叙〉佚文辑考》以及《禅宗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 TheIndian Origi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han School's Patriarch Tradition）等。
    在北大，教学和研究工作与印度历史文化有关系的，我们还必须提到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唐代来到中国的三位印度佛教密宗的僧人。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哈佛大学的《哈佛亚洲杂志》上，前年又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中文的书题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他在回国后发表的《中国的梵文研究》、《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等文，其内容都与中印文化交流史有关。只是50年代以后，周一良先生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其它方面。同在北大历史系的林承节，长期以来从事印度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也有很好的成绩。 林承节近年出版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两种书，研究的虽然是近现代的题目，略有一点超出了传统的印度学的范围，但书的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有很好的见地，对于推动北大印度学整体的发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谈到文革以后北大的印度学研究，还应该提到在1978年在北大成立的南亚研究所。研究所最初由北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季羡林先生一直担任所长。研究所一成立就招收了一批研究生，所研究的题目几乎都与印度有关。这批研究生在80年代初毕业，至今大部分仍然工作在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关，已经成为国内目前在印度研究方面的骨干力量。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南亚研究》，以及后来出版的《南亚东南亚评论》，一直是国内有关印度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个研究所--后来又改名为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一直办到1991年，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被并入北大的亚非研究所以及东方学系。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在北大虽然只存在了14年，但一度曾经成为全国南亚研究的中心，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培养了新的研究力量，其成绩非常值得称赞。
    北大亚非研究所的耿引曾编撰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以及《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就是她在南亚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这两部书，就研究和收集中文文献中有关印度古代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材料而言，也做了很好的工作。耿引曾还写过一本《中国人与印度洋》（河南大象出版社，1997）。在亚非研究所，尚会鹏在印度社会制度以及种姓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尚会鹏就是80年代初在南亚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同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中，现在北大的，还有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姚卫群和东方学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段晴和王邦维。姚卫群先后出版过《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印度宗教哲学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等书，已经是国内比较年轻的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段晴主要研究古和阗语，但古代和阗的文化与印度关系十分密切，她的研究，仍然与印度学有关。段晴在德国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部用古和阗语抄写的《无量寿经》。这部经典，最早很可能就来自印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或者八十年，并不算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一百年，对于北大，对于我们的国家，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北大，印度学不过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不大的分支，但一棵大树，正是因它茁壮的躯干上生长着繁茂的枝叶而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在即将庆祝北大的百年校庆之时，我们希望，由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努力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高水平的印度学研究的传统，在北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展。我想，这不仅是为了北大，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附记：为纪念百年校庆，应《学报》之邀，依据手边有限的材料，匆匆撰成此文。文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漏甚至错误，作者对此深表歉意并殷切盼望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