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印度独立。第二年，根据当时中国政府与新的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印度方面派遣师觉月（P.C.Bagchi）作为讲座教授，到北大讲授印度学及做研究，同时还派遣了十名研究生到北大学习。师觉月是印度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位知名学者，曾经发表过不少研究著作。他在北大，受到了胡适校长特别的关照。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一篇英文的论文，题目是《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发表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上。 师觉月在1948年末回国，后来做过由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的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
    1949年暑假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政府的安排，原来设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科以及前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部分师生，都一起并入到北大东语系。东语系从北大的一个小系一举而变为大系。与印度有关的专业，除了原来已有的梵语、巴利语以外，又增加了当时所称的印度斯坦语，也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50年代前期，中印关系特别友好，文化上的往来很多。在东语系，一直有印度专家为学生授课。在北大的其它系，例如中文和历史系，也有印度的一些留学生。这都推动了北大有关印度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从50年代到60年代，印地语曾经是东语系中比较大的一个专业，教员数量多，毕业的学生也多。印地语的教员配合印地语的教学，先后编写出《印地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2）、《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以及相关的语法书和基础教材。不少印地语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汉文出版。在印地语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论文和著作发表，例如刘安武撰写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和《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92）。金鼎汉翻译的《罗摩功行之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也是中世纪印地语的一部文学名著。与印地语专业一样，乌尔都语的教员也在教学过程中编写出版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基础乌尔都语教材，同时还翻译出一些乌尔都语的文学作品并编写了《乌尔都语文学史》。
    梵巴语是小专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由季羡林和金克木担任教师。这一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早期毕业的学生，有些现在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中间，有以研究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和翻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而在国际上知名的蒋忠新，有著有《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的黄宝生，有与黄宝生合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自己又翻译《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的郭良鋆，翻译《惊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的韩廷杰，翻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的张保胜，以及不幸早逝、但在研究文化史方面曾卓有成就的赵国华等。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水平和影响讲，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则一直是学科的带头人。季羡林在40年代中期回国之前或稍后，已经在国外发表过数篇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其内容主要涉及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以及佛教经典形成的历史。回国以后，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季先生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其中包括《浮屠与佛》、《论梵文td的音译》、《〈列子〉与佛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以及《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后来大多收入季羡林先后出版的几部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此外，他还写过一本《印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和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
    研究佛教的语言，原是季羡林先生的专长。他回国以后，国内的研究条件极为有限，但他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在50年代发表过《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在文革以后又发表有《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加上《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最后都一起收入论文集《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在佛教历史方面，季羡林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包括《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商人与佛教》、《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以及《佛教的倒流》等。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到他先后出版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
    季羡林先生对印度语言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他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把印度古代最著名的几种梵语文学作品《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优哩婆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和《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翻译成了汉文。其中的《沙恭达罗》是印度的古典名剧，中国青年剧院以季羡林翻译的译本为基础，在50年代和文革以后都正式在北京的舞台上公演过，优美的剧情和季羡林先生诗一般的译文使人感动不已，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文革期间，他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印度的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长部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984）。“十车翻蚁垤，百国追彦琮”一语，代表了海内外学界对季羡林先生的评价。《罗摩衍那》一书翻译的完成，在中国近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标举的功绩。这部书因此在1994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这是国内图书出版的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