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比较历史作用能否用同一标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后人一般比前人认识得更深入，因为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是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但后人的历史贡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并不一定比前人更大。因此，历史事件的进步性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的事件。要判断这些，我们必须求助于从运动发展，即从进步的相对性上去进行比较。所谓历史进步性是相对于历史事件特定的出发点来说的；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须以其既有的历史基础为参照。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发展史上的功绩，也首先应该从它们各自的历史起点来评定，与它们以前的历史相比较。而不能用简单的定量分析一个标准来确定其历史的进步性。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
    因此，由于二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可以说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相差三个世纪，对相差几个世纪的事件用一个标准来考察其思想深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十四、五世纪和十八、九世纪的人的思想深度，认识世界的能力肯定有所区别。理由很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近现代尤为明显。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可能与以前的思想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不但开始真正认识外部世界，更进一步真正了解人类自身。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种新思想新事物的认识要经过一个过程。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最终获得完全胜利并为社会所承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相差甚远，一个要面对的是中世纪宗教禁锢的封闭的世界，另一个要面对的则是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的许多新观念已经确立，并得到普遍承认；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这些变革、革命无不是对旧世界一个有力的冲击。基于此基础产生的启蒙思想的确更深入。但是，启蒙学者批判基督教对人的压抑和对尘世生活的否定，要求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这与人文主义者一脉相承。当然，人文主义者的一般论点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特别是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则否定了上帝，而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启蒙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宣扬用理性去批判世界的一切，其基本精神正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是推翻偏见，传统、古法、普遍的同意和权威……除了感觉和理性所能证实者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事物”。（注：索布尔《法国革命》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继续，是完整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和对宗教从理论上的批判和否定。
    启蒙运动反封建特权，要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有了反封建贵族的实际斗争。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往往局限在“市民”范围之内，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如卢梭则把平等明确地扩大到一切人，而且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一个组织形式，用共同的力量来防守和保护每个成员的生命财产，组织里每个成员虽然和其余的人联合，可是只服从自己，并和从前一样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其历史原形之一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政治。对平等、自由、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反专制、要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等理论扩大了这些要求的内容，并从理论上给予论证，使这些口号具有了更鲜明的感召力。
    无疑，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它使新思想更趋成熟，对旧意识的清除更彻底。但是，启蒙运动本身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在思想性质上，启蒙运动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而导致一次新的质的飞跃。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锁链的最后环节，但首先冲破这一锁链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应该说文艺复兴在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也许更大。当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何者更先进，何者更落后来评价，只是比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西欧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正如东方天际不先出现启明星不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一样，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家们冲破中世纪神学枷锁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这些历史成就是启蒙运动不能替代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存在着局限性。由于文艺复兴运动未曾具有启蒙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起到后者所起那样直接的革命作用。如果要求前者能与后者起同样作用，那是苛求于古人，是背离历史主义的。同样，对两者的作用不加区分，混同一样，那只能是主观虚构，也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因此，由于两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起同样的作用，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有思想深度也是不合适的。二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的对象也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的砍头的危险，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封闭的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事实上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手段卑劣而又残忍；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因此，向强大的教会势力开战，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胆量。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就相对好多了，就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还以和启蒙思想家通信来标榜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更勇敢、更富于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二者最好不作抽象的概念比较，而作具体的历史的比较更好，看它们对当代所起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何影响。
    文艺复兴就其思想深度上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传统的、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最难的。而且思想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完善的计划都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实现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了。用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在历史长河中文艺复兴是方向性的运动，而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
    因此，所谓复兴古代文化，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典文化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世纪人们思想长期受到束缚，教会宣扬的信条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不可能凭空设想出一套适合自己要求的思想理论，而古典文化在其自由和民主精神方面正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合拍，因而他们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是很自然的。这决不是去寻求什么掩蔽，因为古典文化作为异教的东西本身被中世纪教会视为敌人而在受戕伐。
    人文主义者没有彻底地抛弃宗教，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之一。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徒，与中世纪那些默守教规、慑服于教皇权威、不敢作世俗斗争的宗教徒已大不相同。他们不再因宗教而束缚其自由思想。如：薄伽丘着意攻击教会的丑行；瓦拉无情地揭露教会的谎言。文艺复兴总的说来是还没有否定宗教，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宗教的天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个人都必须有信仰，或宗教或其它。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如果没有神应该臆造出一个神来”。卢梭也认为，宗教表现了真正的人民需要，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时期和确立统治之后，宗教也从未被抛弃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抛弃宗教本身，而在于宗教是否还是束缚思想、言论、行动的枷锁。文艺复兴首先打烂了教会的枷锁，因此说它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当然，启蒙运动对政治革命的推动更为突出。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因果关系简单地归结于时间上紧连着的事件或现象之间。当然历史的结果不是由原因的机械积累造成的。但我们决无理由轻视较远距离的历史事件的作用。当启蒙运动直接推动革命的时候，文艺复兴正通过启蒙运动和其他途径也在发生着深远的历史作用，只不过不那么直观罢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都是巨大的，只是它们在各方面的作用和起作用的方式各有特点而已。
    总之，文艺复兴在解放思想，尤其对人的解放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的先河，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是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