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在统一王国时期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大卫--所罗门时代的繁盛固然与集权化倾向带来的国力的增强有关， 但也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以色列极为有利密不可分。 公元前11世纪末至10世纪后半叶，西亚北非无强国，曾经强大的埃及已是昨日黄花，再无力对外进行有效的扩张；加喜特人统治下的巴比伦尼亚内争外患不绝，国力难以凝聚；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已为“海上民族”所摧垮；亚述则正处于由中期王国向后期帝国转变的积蓄阶段；米底--波斯尚未兴起，这一切给了以色列人的发展以天赐良机。自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重新走上对外征服之路，两世纪后，建立起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首当其冲。因此，分国后势力大衰的以色列与犹大王国尽管间或有个别统治者政绩不俗，但夹在野心不死的埃及和正在崛起、必欲称霸的亚述之间，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然而，南北两国君主制的不同特点以及所实行的不同宗教政策，却直接决定了各自最终的不同命运。以色列既不接受“特殊恩宠论”的王位继承统绪原则，也未真正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国中除原有的对耶和华神的崇拜外，亦流行对伽南诸神的崇拜，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遭亚述灭国，百姓被迁至亚述境内后， 这些亡国之民失去了任何可资凝聚在一起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被同化，成为消失于茫茫人海中的“十个丢失的部落”。而犹大在所罗门王后，即确立了以大卫王室血统为标准的王位继承制度，“大卫家”后来成了犹大的代名词。此外，虽然异教信仰也流行于犹大，但毕竟圣殿和祭司阶层始终存在，即便在宗教调和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对耶和华神的崇拜依然不失为百姓信仰的凝聚中心。特别是在希西家王（720-692BC）和约西亚王（638-608）时期，犹大经历了两次清除异教的行动（王下·18:4-5、23:4-15），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21年的那次做得尤为彻底，被史家称为“621宗教大革新”，这些都有效地加强了民族统一的信仰基础。 公元前586年，犹大为新巴比伦所灭，众民被掳至异邦， 沦为“巴比伦俘囚”的犹大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族凝聚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对大卫王室所象征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怀念，无疑是形成这一凝聚力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篇第137 首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同仇敌忾和对故国家园的深沉思念，诗中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起锡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等句。约50年后的波斯时期，犹大人获准回归耶路撒冷，尽管恢复大卫、所罗门盛世的愿望此后只能化作梦中无尽的期盼，但随着“第二圣殿”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独一神信仰犹太教终于形成。在罗马帝国时期，当他们再一次失去生活于自己家园的权利时，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文化，成为维系流散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纽带，使他们避免了数百年前北国以色列同胞所遭到的命运。
    与其他民族一样，古代以色列民族经历了由氏族部落阶段到君主制国家阶段的历史进程，但整个民族君主制的发展轨迹又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这个民族发轫之初即已形成的特殊的宗教观点作为其社会生活中“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的重要部分， 对其君主制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以色列的民族信仰在几百年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伽南那样一个多元文化荟萃的人文环境中，以色列人固有的文化、包括宗教实践亦受到了不断的挑战，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妥拉律法传统，对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王权思想的内在影响却一直持续下来。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2页。）妥拉律法传统与君主制王权思想归根结底是由古代以色列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