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马希曼和拉沙早期在印度的译经工作，却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无所凭借。这也是他们的早期译本之所以不堪卒读的基本原因。据史料记载，早在1809年上半年，马希曼和拉沙所翻译的《马太福音》已交付给塞兰布尔差会印刷所付印（注：Memoir Relative to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November,1809.），由于是首次采用木刻版印刷中文，进展缓慢（注：据1809年的译经备忘录，印刷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要更正木雕版上的刻印错误非常困难，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估计是到次年底才全部印毕，其中有少量译本随同1811年上半年印出的《马可福音》译本流传到外界（注：Memoir Relative to Translations,August,1811.由于1810年没有提交专门的备忘录，缺乏关于《此嘉语由于吇咷所著》出版年代的确切记载，此仅据1811年和以前的相关记载推断，同时也参照Hubert W.Sprillett所编《中文圣经目录》中的说法。但该“目录”认为《此嘉音由吇嘞所著》亦出版于1810年，似不确。）。相比较而言，翻译质量稍次的马希曼、拉沙所译《马太福音》（即《此嘉语由于吇咷所著》），反倒可以称之为新教传教士所翻译的第一本汉语《圣经》单行本。
    至于全部《圣经》的中译，先是拉沙于1811年在塞兰布尔已译出《新约全书》的全部初稿，但可能是马希曼并不满意，仍在对之进行修改，没有立刻付印（注：A Third Memoir of the Translations Carrying on at Serampore.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Society,Serampore,Aug.20,1811.）。而与此同时，马礼逊在广州依据天主教传教士的早期译本，也正在加紧翻译《新约全书》，估计在1812年到1813年之间，《新约》全部译成，并于1813年在广州秘密印制2000部，取名《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木刻雕版印刷，线装8册（注：马礼逊译《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共7册），广州，1813年出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藏本。）。因此，就《新约》而言，拉沙和马希曼最早译完，但马礼逊却出版在先。到1819年，马礼逊和米怜实际已译完了包括《新约》和《旧约》在内的全部《圣经》，但一直拖到1823年才正式出版，这部全套中文《圣经》，取名《神天圣书》，凡21卷，木刻雕版印刷，线装，小开本（注：马礼逊、米怜译《神天圣书》（载旧遗诏书兼新遗诏书），马六甲英华书院1823年出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藏本。）。在印度，马希曼和拉沙于1820年也译完了全部《圣经》，次于马礼逊和米怜一年。1817年至1821年出齐《旧约》部分，又于1815年至1822年出齐《新约》部分，全部为铅字活版印刷。因马希曼和拉沙所译全本《圣经》，实际比马礼逊和米怜的《神天圣书》早出版整整一年，因此，马希曼和拉沙的译本是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汉译《圣经》。西方多数研究中文圣经版本的专家，也同意此说。如早期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即指出：“此译本（指马希曼和拉沙译本）系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完整的汉语《圣经》，是《圣经》流传史上的一座丰碑”（注：A.Wylie,The Bible in China,p.9.）。较为权威的密立根著《新约圣经流传史》也认为，马希曼和拉沙于1822年出版的译本“是新教所译的第一册汉语《圣经》”（注：密立根：《新约圣经流传史》，第164页。）。这足以纠正“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始自马礼逊”（注：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的笼而统之的说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把马希曼、拉沙的《圣经》译本和马礼逊、米怜译本作一个最初浅的比较，也会发现，两者在许多人名、地名的译法上，存在惊人的一致之处。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马希曼和拉沙后期的译经工作是否受到远在中国的马礼逊的直接影响？或者说，马希曼和拉沙是否曾抄袭马礼逊的译作？这在当时就曾有人怀疑，马希曼的《中国言法》是否有抄袭马礼逊《中文语法》的地方，尽管前者比后者早出版一年（注：因为马礼逊曾于1813年底将其手稿《中文语法》寄给远在印度的马希曼征求意见，并希望后者能够帮助出版。为了澄清此事，马希曼还曾专门写信辩诬。这些信件最近已在英国浸礼会档案中发现。）。
    然而，最近在英国浸礼会档案中所发现的若干马希曼与马礼逊的通信，以及马希曼自己所作的解释，已足以释清围绕此事所生的疑团。马希曼在1817年4月所写的一封解释函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并没有收到马礼逊本人的任何《圣经》中译本，倒是在1810年左右，收到过马礼逊寄来的那部大英博物馆所保存的巴设稿本的抄本（注：The Letter from J.Marshman,April 3d,1817,p.9;Attach to Periodical Accounts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Jan.,1830-Aug.,1837.）。问题的答案恰恰在这册抄本上！换言之，马礼逊的译本和马希曼、拉沙1810年以后的译本，皆是以天主教传教士的早期译本为蓝本的，这也正是两者在许多译法上雷同的根本原因。马希曼和拉沙抄袭马礼逊之说，似无从谈起。
    作为旁证，我们可以把马希曼和拉沙1810年以前的译本同以后的译本作一比较，便更加清楚了。马希曼和拉沙1810年以前译出的《此嘉语由于吇咷所著》和《此嘉音由吇嘞所著》，不仅书名与后来所译《新约全书》中的《马宝传福音书》和《马耳可传福音书》相去甚远，而且书中译名也显有不同，如“耶稣”译作“意苏”，“基督”译作“记利时度”，“耶路撒冷”译作“意路沙林”，等等（为了表示这些词系外来语言译，一律加口字旁）。这些译名显然主要是出自拉沙的手笔，与通用的汉译名相径庭。马希曼与拉沙的《圣经》中译在1813年出版的《若翰所书之福音》中，突然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文笔变得通顺流畅，而且译名也多半与以后通用的汉译名一致起来。如“意苏”改为“耶稣”，“记利时度”改为“基利士督”，“意路沙林”改为“耶路撒冷”，基本上与马礼逊所译《新约全书》中的译名相一致。个中原因，显然是马希曼和拉沙在1810年左右看过马礼逊寄来的巴设手稿抄本后，以此为蓝本，对他们自己的译作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对此马希曼本人并不十分讳言，认为这是传播福音的需要（注：Ibid,p.14.）。
    大体上，同时代的人和《圣经》流传史研究专家都认为，马希曼、拉沙在印度的译经工作同马礼逊等人在中国的译经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为两个不同的译经流派。正因为如此，曾经选派马礼逊来华的“大英圣书公会”对马礼逊在华的译经工作和马希曼、拉沙在印度的译经工作一视同仁，分别予以资助，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中文《圣经》版本流布于世，互为补充（注：Hubert 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p.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