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诚然，正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那样，高度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商业资本主义与18世纪尼德兰国力的式微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说，商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之既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般情况下，此两者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因此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资本主义无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有的国家，如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水平毫不逊色于尼德兰。导致尼德兰经济地位巨大变化的根源不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其他西欧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但在尼德兰表现得尤为典型、尤为突出。
    17世纪中叶以前，尼德兰得益于自身的地理优势，先是在北欧，后来又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布鲁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中心城市更是相继成为地区或全球贸易的中枢。早在13、14世纪时，布鲁日已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心城市，至少开辟了四条直通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商路，许多国家把自己的商品运往布鲁日，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伊斯兰教国家。14世纪下半叶，安特卫普开始与布鲁日形成竞争之势。16世纪自由贸易制度的实施不仅在安特卫普营造了一个相对优越的商贸环境，而且也使安特卫普成为竞争的胜利者。由此该城从一个不甚重要的定期市集所在地转变为永久性的商业都市，从一个转运贸易港口转变为全欧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各国商人蜂拥前来。安特卫普交易所里每天总有5000商人在这里进行交易，港口里经常停泊着2500艘船，每天进出的船只达500艘左右（注：摩特莱：《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伦敦1907年版，第1卷，第85页。）。1531年安特卫普新盖了一座交易所，欧洲所有的大城市都派代表进驻交易所，年交易总额最高曾达4000万杜卡特（注：梅默：《比利时史》，伦敦1962年版，第159页。），16世纪四五十年代，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总额的70～80%（注：《新编剑桥近代史》，剑桥1958年版，第2卷，第59页。）。
    阿姆斯特丹是在17世纪开始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的中心，它将美洲和欧洲连成一体，同时亦把全尼德兰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和手工业产品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使之融入世界商业体系。阿姆斯特丹贸易品种的结构也大为改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赶上或超过了传统的地区性产品，“新”、“旧”两个世界都可在这里找到所需的原材料和消费品。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自1585年起定期出版的价格公报，在全欧洲广为流传，各地的商品价格均受其支配。这份价格公报1634年时包括359种商品，1686年便增加到550种（注：奇波拉：《产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1000-1700》，伦敦1981年版，第268页。）。阿姆斯特丹的少数大商人几乎垄断了大宗商品的交易，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志。
    在高度发展繁荣的背后，尼德兰商业活动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大量商业资本掌握在外国商人之手、对海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和投机活动猖獗是最主要的问题。早在14世纪下半叶，由于佛兰德议会向外国商人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布鲁日对欧洲各国商人的吸引力大增，一度离去的德国商人重新在该城设立了商站，条顿骑士团在这里开设了固定的银行，重要的交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3页。）。来自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等地的商行和银行则在安特卫普的商贸金融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特卫普鼎鼎大名的富商几乎都是外国人（注：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93-394页。），外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涌入，一方面推动了尼德兰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向域外。在一段时间内，布鲁日是尼德兰的商贸中心，由于该城的船只、商人、贵重商品、货币和信贷等主要来自位于尼德兰南方的各个国家，专营信贷的亦大多为意大利人，所以直到15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尼德兰的贸易结算始终对南方客商有利（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4页。）。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不利于尼德兰整体实力的增长，也阻碍了本地商人的发展和壮大。
    在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中，海外贸易，尤其是中介贸易，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甚小。1317年以后，布鲁日和威尼斯建立了经常的商务联系，从此意大利商人开始运来香料和东方的手工业产品，同时汉萨同盟的船只也从德国、俄国和瑞典等国运来建筑木材、小麦、熏鱼、金属和毛皮等货物，所以14世纪时航行于兹维恩河上的几乎都是外国商船。除少数品种外，当时的尼德兰对外来商品并没有如此大的需求，众多舶来品涌入布鲁日主要是利用这里作为中转站，再销往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日商人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欧洲各国商人的中介人而已，有的历史学家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布鲁日称为“欧洲最大的中介人”（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胡椒批发贸易是安特卫普兴旺繁荣的基础之一，曾经垄断该项贸易的葡萄牙王国从印度运出的胡椒几乎全部经由安特卫普售出，原因主要有二，一则这里交通便利，商贩集中；二则当地从事胡椒贸易的商业公司在尚未收到货物时，就已经向葡萄牙国王预支了部分货款，对于经常处于财政危机中的葡萄牙国王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德国也把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贸易窗口，在一段时间内德国与西班牙贸易的六分之五，与美洲殖民地贸易的十分之九都在安特卫普进行。16世纪时英国呢绒织造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呢绒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16世纪中叶年平均出口量达到13万匹（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英国的呢绒贸易合同都是在安特卫普签定的，由此可见安特卫普在这一时期欧洲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商贸的根本格局未见变化。18世纪初叶以前联省共和国的商人始终在英国进出口贸易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人角色，他们运进英国的商品主要有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毛皮、皮革、柏油、琥珀和在联省共和国漂白的德国细麻布，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大部分殖民地商品的得标者也均为联省共和国的商人。他们还大量购买呢绒、烟叶、食糖，有时还包括小麦和锡等商品，储存于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仓库中，然后转运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中介贸易的高度发展，使得尼德兰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将目光投向海外，与本地区的经济联系则显得相对薄弱，这是影响尼德兰统一市场形成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尼德兰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亦与之有着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