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尼德兰凭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传统优势，将工农业和商业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较早进入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尼德兰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其经济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自身疆域的范围。但当周边国家的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与尼德兰抗衡时，尼德兰经济活动中一度被掩盖的弱点和局限性便日益暴露无余，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尼德兰手工业发展水平一度居于西欧前列，然而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大多数行业波动颇大，呢绒织造业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呢绒织造业是尼德兰的骄傲，也是尼德兰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门之一，但由于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自14世纪末叶起尼德兰的毛纺织业开始出现动荡。英国曾经是尼德兰主要的羊毛供应地，14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地毛纺织业的迅速崛起，羊毛出口量急剧减少。14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每年运往尼德兰的羊毛达33000～35000包，15世纪中叶减至每年7500包，1532年仅为1168包（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80页。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55页。）。西班牙为了发展自己的呢绒织造业，同样也采取措施限制羊毛出口，1462年西班牙政府规定从此以后羊毛出口量不得超过羊毛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英国呢绒产品的出口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5世纪时最高年输出量可能已近6万匹。这一数字虽然不算很大，但仍对尼德兰呢绒生产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汉萨同盟和其他地区的商人开始前往英国港口购买呢绒。市场的巨大变化给尼德兰各地的毛纺织业先后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其中佛兰德这个尼德兰呢绒织造业最早繁荣的地区也最早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生产几近崩溃，颓势难以挽回。伊普尔是佛兰德呢绒生产的最大中心，如前所述该城14世纪初呢绒年产量就超过9万匹左右，但到14世纪最后30年间年平均产量已不足2.5万匹（注：米斯基明：《中世纪城市》，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256页，表格13·4。）。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跌幅超过70%，真可谓一泻千里。
    15～16世纪情况进一步恶化，到17世纪时，面对英国呢绒产品的激烈竞争，联省共和国的毛纺织业节节败退，各种类型呢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陷入了困境。其他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荷兰的亚麻布加工业曾经居于欧洲领先地位，周边不少国家都将亚麻布运往荷兰进行漂白加工，18世纪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英国亚麻布加工业的崛起，荷兰亚麻布加工业遭受重创，出口萎缩，主要加工中心哈勒姆的亚麻布漂白数量锐减50%以上，亚麻布漂白加工厂亦由20家减少至8家（注：威尔逊：《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和金融》，伦敦1937年版，第61页。）。
    城市和手工业的动荡也影响了农业生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需要，尼德兰西南部农村地区主要以谷物种植为主。当城市人口和呢绒生产都处于持续增长时期，强劲的市场需求有力地推动了谷物的扩大再生产。但到15世纪，尼德兰南部城市的衰败和呢绒行业的萎缩，严重冲击了以谷物为主的农业生产，更兼大量城市工匠无以为生，无奈之下只得转向农村寻找生计，致使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被迫再次进行分割，人均占有土地数量遂明显下降，15世纪末、16世纪初埃诺地区的封地和地产登记资料汇编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外，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已经定型，改变生产方向困难重重，所以尼德兰西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自15世纪末起长期停滞不前。较之西南部地区，尼德兰中部，尤其是布拉邦特地区的农业生产明显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但是布拉邦特农产品的商品化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安特卫普为中心进行交易，因此安特卫普的衰败和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城乡统一市场的削弱，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更兼兵燹之灾，布拉邦特的农业生产自17世纪开始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人们不再重视农耕，许多土地弃耕荒芜，变成了鸟类的天堂（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4卷，第45页。）。
    与此同时，尼德兰的商业和金融业也由南向北依次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衰败，那些一度作为波罗的海或欧洲，甚至世界贸易中心的城市纷纷步入多事之秋，处境艰难。商业箫条固然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尼德兰商业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即前述大量商业资本集中于外国商人之手和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这就使得尼德兰商业活动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外人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德兰只不过是为外国商人和外国商品提供了一个活动舞台而已，一旦他们（它们）不再需要这个舞台时，或外部形势急剧动荡时，尼德兰自身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继续维持昔日的繁荣，后果不难想象。
    布鲁日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佛兰德的呢绒织造业在推动布鲁日壮大的同时，也限制了该城商业活动的内容，使之主要局限在进口羊毛和出口呢绒方面。这两项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布鲁日繁荣的基础，遗憾的是它们都掌握在外商之手。布鲁日商人并非不了解羊毛进口贸易的重要性及其经济意义，而且也曾一度主动前往羊毛产地英格兰，千方百计地组织货源，力争掌握主动权，但当英国商人逐渐壮大起来以后，布鲁日和佛兰德其他城市的羊毛商人无不铩羽而归。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汉萨同盟的商人先后撤离布鲁日，随后西班牙商人亦效法之。由于本地商人尚无力填补空白，布鲁日的商业活动顿呈颓势。
    布鲁日的银行业也曾因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而兴旺一时，阿维农之囚期间（1308～1378年），天主教会将整个北欧地区的什一税款都存放于布鲁日的银行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意大利银行亦在布鲁日设有分支机构，但从14世纪末叶开始，布鲁日银行业厄运不断。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先是出现两个，继而又是三个相互竞争的教皇，各方都有自己的教廷、税吏、并得到一部分西欧君主的支持，闹得不亦乐乎，布鲁日银行业大受其害，教会的存款数额由此大幅度减少。后来教会又将在布鲁日的存款全部取出，转移到佛罗伦萨和罗马，对于布鲁日银行业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1478年，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关闭了其在布鲁日的银行，此举更是敲响了布鲁日银行业的丧钟。在这多重打击之下，布鲁日终于一蹶不振。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也因16世纪西班牙经济的破产而遭到重创。
    尼德兰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相继式微之后，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部地区，即联省共和国成为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最后辉煌。从总体上来说，尼德兰北方的商业活动、经济结构和运行情况都相对比较合理，但仍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前述局限性。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亦未见改变，更兼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大权，在各个领域都推行不彻底的折中政策，由此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税收政策方面，联省共和国为了保护商人，特别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的利益，将商业税和航海税定得很低，对下层民众却横征暴敛。较之16世纪，农民在17世纪交纳的赋税数量和种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扬，不动产税和间接税也相当惊人，鱼类产品在端上餐桌前就要支付30%的间接税。高税收导致工业品价格上升，17世纪联省共和国的许多同类产品要比法国的贵10%，唯利是图的商人亦因此而拒绝外销本国商品（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81页。），这是阻碍联省共和国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联省共和国商人在北欧谷物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大量进口谷物，然后再向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所以阿姆斯特丹的仓库约有75%以上都被用来储存谷物，联省共和国亦将谷物贸易视为国家“一切贸易的根源”（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99页，第392页。）。鉴于这一情况，联省共和国海关对大部分将转卖到他国去的进口粮食都征收低关税，而对本土输出的农产品却课以高额关税，这一高一低严重打击了联省共和国的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