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的转移，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欧各国投机活动大为活跃，尼德兰尤甚，这与其商业的高度繁荣不无关系。在16世纪的商品市场上，海洋天气、海盗活动、政治气候、经营手段及其他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都会引起价格的巨大波动，因此许多人便以此为主要内容开展投机活动。当时云集安特卫普的各国商人都是根据陈列于交易所里的货物样品而签定商业合同的，签约人往往不等货物运到，便伺机买空卖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不同时间的价格差异上，有人突然暴富，有人顷刻破产，商业形同赌博。阿姆斯特丹的投机活动极其猖狂，香料、谷物、鱼类，乃至城市房地产、公共资产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等都已成为投机对象，社会各阶层几乎无一能置身事外，各种现代的投机手段在彼时彼地亦俯拾皆是。一个犹太股票投机商曾直言不讳地说，假如在阿姆斯特丹公布消息前的五六个小时获悉命在旦夕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死讯，那么他就能在当天赚取10万埃居（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145～146页。）。16、17世纪是香料贸易的鼎盛时期，来自东方的胡椒是其中数量最大、价格最高的商品之一，因此成为那个时代令人如痴如醉的投机对象，当时一些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亦涉足其中。例如17世纪40年代末，欧洲市场胡椒严重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有关的各种谣传更是不径而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3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大量的胡椒定单，总需求量高达3.8亿荷兰磅左右，而该公司所能提供的胡椒仅为240万荷兰磅，数量相差极其悬殊。消息一经传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每100荷兰磅胡椒的价格即由60佛罗林左右狂升至175佛罗林。其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增加进口，致使欧洲市场上胡椒充斥，荷兰东印度公司即使三年内不再购买胡椒，亦无缺货之虞，由此导致1652年每100荷兰磅胡椒仅售38佛罗林左右（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卷，第87页。），跌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18世纪时投机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外的股票和政府债券等亦成为投机活动的对象。投机活动的盛行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消极影响十分明显，许多人漠视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听凭幕后消息，甚至谣传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结果大多数人都难逃厄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局限性是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高度繁荣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孪生物，商业资本的控制权、海外市场的地位和投机活动的规模无不受制于尼德兰商业的基本大环境。客观地说，在尼德兰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局限性的弊端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相反它们还似乎在相当程度上活跃了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但尼德兰最终必须承受这些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尼德兰商业的停滞不前和整体经济实力的下降皆与之密切相关。
    二
    就经济结构而言，尼德兰个别经济领域，特别是呢绒业和航海业（包括相关的造船业）的高度发展，构成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明显特征。
    呢绒织造业一直是尼德兰的支柱产业，其渊源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10～11世纪时已形成了一批以呢绒织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如根特、伊普尔和杜埃等。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14世纪这批城市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呢绒产品在欧洲各地都十分畅销，伊普尔的产品在法国图卢兹呢绒市场上所占的销售份额，1379年为72%，次年即上升为81%，1398年更猛增至90%（注：奥顿：《剑桥中世纪史简编》，剑桥1953年版，第2卷，第1035页。）。呢绒织造及其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就业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3世纪的根特和14世纪的布鲁日都达到了60%，伊普尔即使在呢绒业开始衰败的14世纪中叶，纺织品交易仍占贸易总量的51.6%（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99页。），这样的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是很难想象的。14世纪佛兰德各主要城市就是基于呢绒织造业的高度发展而盛极一时，其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在欧洲都首屈一指。
    尼德兰濒临北海，海岸线漫长，港湾众多，具有发展海运业的良好条件，以荷兰和泽兰为首的尼德兰北部地区就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及相关的造船行业，从而在世界舞台上称雄一时。15世纪荷兰、泽兰的航运业初露锋芒，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和佛兰德之间的海运业务，对汉萨同盟构成了不小的威胁。17世纪末尼德兰北方船只的载重量也越来越大。据统计，驶抵柯尼斯堡的尼德兰北方船只，1547年平均载重量为70吨位，1623年为144吨位；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中，1557年只有30%的船只载重量超过200吨位，16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1640年更是高达90%（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5卷，第530页。）。由于不断采用先进的设计和技术，一直到1800年尼德兰北方在200～500吨的商船制造方面始终居于欧洲领先地位。这一切都使得尼德兰北方制造的船只在欧洲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颇受各国欢迎，1680年左右英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商船是从国外购买的，其中大部分来自荷兰（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58页。）。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都要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部分船舶。
    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航运业的突飞猛进。就载重量而言，1500～1700年期间，尼德兰北方船舶的总吨位增加了10倍，到1700年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队已远远超过了50万吨，其吨位相当于竞争对手英国商船队的三倍，而且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商船队的总和还要多（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就数量而言，17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总共拥有船只20000艘左右，其中约有75%，即15000～16000艘属联省共和国所有（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船队，联省共和国广泛招募水手，据1614年的统计，其数量要超过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水手的总和（注：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自16世纪末叶起，联省共和国开始越出欧洲的界限，集资筹划开辟东方航线。1621年垄断西非和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从此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遍航世界各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商业繁荣自不待言。也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自恃有力量与当时的两大殖民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争高下，遂大肆向外扩张，角逐商业霸权。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以前，联省共和国在世界商贸、殖民领域中确实可谓称雄一时。
    呢绒业、造船业和航海业的高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尼德兰经济的整体腾飞，但另一方面也无可否认，这些行业也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主要表现为极度依赖海外的原材料，这一点在呢绒织造业中尤为明显。虽然尼德兰呢绒织造业在中世纪的欧洲久负盛名，但受制于地理环境，本地产的羊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当佛兰德城市呢绒织造业形成较大生产规模以后，尤其是高档呢绒生产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进口羊毛遂成为支撑佛兰德毛纺织业的关键商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隔海相望的英格兰是佛兰德的主要羊毛供应地，12世纪初佛兰德商人就已经几乎走遍整个英格兰，用现金收购羊毛。还有一些商人则居留于多佛和伦敦，为佛兰德各城市采购羊毛。为了保证关税收入，自13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政府规定，羊毛等产品必须由赫尔、伦敦等规定口岸输出，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单一的集散地，即所谓的羊毛中心站。羊毛中心站最早设于多尔德雷赫特，后迁往安特卫普、布鲁日和圣奥梅尔，1390年最终迁至加来，此羊毛中心站成为佛兰德输入英格兰羊毛的主渠道。
    异地购买原材料使佛兰德呢绒织造业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卢万城的呢绒生产成本中，购买英国羊毛的费用始终占了很大的比例，1434年为62.5%，1442年为55.1%（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1页。）。其结果是生产成本难以降低，特别是高级呢绒更是售价惊人，本地居民鲜有问津者，所以高级呢绒几乎全部销往海外市场，买主都是各级教俗贵族。这种原料、交换和消费都脱离本地市场的生产，实际上只是一种基础不甚牢固的加工工业。
    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对海外原材料的高度依赖，不仅使尼德兰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一旦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畅，后果将难以想象，而且在政治上也必须仰人鼻息。百年战争前夕，佛兰德伯爵倒向法国一边，1336年英国便以禁止羊毛输出作为惩罚手段，佛兰德各城市的毛纺织业为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商人、工匠无不忧心忡忡。迫于生计的巨大压力，愤怒的市民遂迁怒于法国封建主，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佛兰德各城市基本上都站在英国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