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后世译经的影响
    有的论者认为，尽管马希曼、拉沙出版了第一本汉译《圣经》，但毕竟他们远在印度，对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注：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本，第147页。）。这其实也不甚正确。著名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其所著《新教在华传教士汇录》中，在马礼逊之先，开篇即列出马希曼的名字及事迹，并特别说明，马氏虽未曾来过中国，但他杰出的汉籍英译和《圣经》中译工作，已使他成为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注：伟烈亚力：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1-2。）。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也认为，考虑到马希曼和拉沙译经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其中文《圣经》，“只要稍加修改，即可成为开卷有益的版本”（注：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London,1934,p.58.）。
    事实上，虽然马希曼和拉沙早期的译本印刷数量很小，流传范围不广（注：初次印行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为数不多，主要是为作进一步修改用，而不是为了广为散发。），但到1822年他们译完全部《圣经》并出版时，印刷数量并不是很小，该年，《旧约全书》4卷共印了1600套，计6400本；《新约全书》共印了3000套。此外，1813年以后用铅字活版印刷的各单行本《圣经》，又加印了3000套（注：Brief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rinting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by the Serampore Brethren,1814.）。后来，各版本还续有加印。这些中文《圣经》的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中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浸礼会一派，曾长期使用马希曼、拉沙的译本。
    就对后世译经的直接影响而言，马希曼和拉沙译本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们认为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英美新教各派遂于1843年推举代表在香港召开译经会议，商讨合作翻译一本比较权威的《圣经》译本--“代表本”（"Delegates Version"，或称“委办本”），以供使用之需。马希曼、拉沙和马礼逊、米怜等人的《圣经》译本被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代表们还决议，有关Baptism一词，照顾到浸礼会与非浸礼会各自不同的传统，可将同一译本分印两种版本，分别采用马希曼、拉沙和马礼逊的不同译法，即或译作“蘸”，或译作“洗礼”。但这一决议最终还是未被浸礼会一派接受，他们决定脱离出来，以马希曼和拉沙的译本为根据，日后自己出版一种订正的译本。
    改订马希曼与拉沙译本的任务，最终落到了高德牧师（Rev.Josiah Goddard）的身上。高德受美国浸礼会的派遣，于1848年自暹罗曼谷来到中国，专事修订马希曼和拉沙的译本。他从修订《新约全书》开始，陆续印出各卷。《马太福音》于1851年在宁波印行，共32页；《约翰福音》于1852年在上海印行，共28页。至1853年《新约全书》告成，于宁波印行，共计251页。该译本后经罗尔梯博士（Dr.Edward C.Lord）进一步修订，于1883年在上海印行一册十分精美的版本。这部《新约》修订本多为浸礼会人所采用。惠志道博士（Dr J.Wherry）认为，“通常而论，这比‘代表本’及麦都思译本更接近原文文法的格式，但在汉语写作的文笔上，仍能做到清通易读，殊为难能可贵。”（注：参见密立根《新约圣经流传史》，第185-187页。）高德以后因健康欠佳，在译出了《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与《利未记》诸卷之后，不得不中辍；未完诸卷，则由罗尔梯博士在遴为仁牧师（Rev.William Deam）的帮助下，于1868年出齐。
    同时，另一位英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牧师（Rev.Thomas Hall Hudson），曾在西印度群岛传教多年，后来华工作，也对马希曼和拉沙的《新约》译本进行了修订，先后分卷出版。最早印行的为《马可福音》，于1850年在宁波出版，共29页；到1866年，将《新约全书》出齐（注：参见密立根《新约圣经流传史》，第187页。）。
    协助罗尔梯翻译《旧约》的遴为仁牧师，对马希曼、拉沙译本的改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于1842年受美国南方浸信会的派遣来华，主要在香港传教，中文名除遴为仁外，还经常用“为仁者”、“怜”、“林”等。根据马希曼、拉沙译本，遴为仁于1844年重新翻译出版《圣差保罗寄罗马人书》（罗马人书）；1847年改订出版《新约》中的《使徒行传》，取名《圣差言行》；1848年著《马太传福音书注释》，首次将Baptize一词译作“揾”，取代马希曼、拉沙惯用的“蘸”，以强调该词的动作性（注：为仁者：《马太传福音书注释》，香港裙带地藏版，1848年。）；1849年改订出版《使徒行传》，共57页；1851年著《出麦西传注释》（注：为仁者：《出麦西传注释》Exodus with Notes，香港藏版，1851年。）；1853年又改订出版《马太福音》，取名《圣书新遗诏马太传福音》。这些工作皆是在马希曼、拉沙旧译本的基础上进行，对促进马希曼、拉沙译本在中国的流行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圣经》译本的文体分类上，马希曼、拉沙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皆属文理译本（或称文言本），与国语（亦称官话）译本相区别。无论是“代表本”（《新约》和《旧约》分别于1852年和1854年出版）或后来的“文理和合译本”（1919年出版），其源头皆可上溯到马礼逊和马希曼、拉沙的译本。然而，马希曼、拉沙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在大同的前提下，又有小异，两者的风格毕竟不一样。马希曼、拉沙译本注重译文的合乎文法和讲究文辞，甚至不惜用一些古怪、生僻的典雅字眼；马礼逊则较为注重译文的流畅、明快，在文言与白话之间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以适合大众的口味。
    马礼逊在《圣经》翻译上的态度和追求，加之他身在中国境内的有利条件，使他的译本逐渐成为文理译本中的主流，对后世译经事业影响至深。后来主持“代表本”翻译的，便主要是与马礼逊关系较深的一批传教士，如麦都思、裨治文、施敦力、W.C.米怜（米怜之子）等（注：Hubert.W.Spillett ed.,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p.xiii.）。相反，马希曼、拉沙的译本由于比较生硬和晦涩难懂，难以为浸礼会以外的教会人士所接受，并招致许多批评。如1890年在上海举行新教中华布道总会时，惠志道博士批评马希曼和拉沙译本，“与今日通行的《圣经》在文体上显有不同，很是艰涩粗拙，令人不能终读。其缺点乃是由于过于拘泥文字，以及译者汉文字汇的狭小”（注：参见密立根《新约圣经流传史》，第168页。）。甚至连马希曼精通汉语的儿子也婉转地批评父亲，“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就塞兰布尔差会的环境和需要而言，马希曼博士将如许精力投放在一个勉为其难的遥远目标上（即《圣经》汉译），不能不说多少有些遗憾吧。”（注：Marshall Broomhall,The Bible in China,London,1934,p.57.）
    尽管马希曼、拉沙的《圣经》汉译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许多未尽完善之处，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完整的汉译《圣经》，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尤其马希曼其人，虽从未到过中国，但通过其艰苦而浩大的汉籍英译和英籍中译工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似更不应被治史者忽略和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