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土地的中国人民，有的强行编入“内国开拓民”的行列。“仅在1939～1944年被迫到不毛之地服苦役的中国农民有51482户。”（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45页。）他们历经苦难，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榨，死亡率极高。“1942年初，日伪当局强迫东宁县石头坑子8个村屯近2000户中国农民去瑷珲、呼玛两县‘开拓’，在近3年半的时间里，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287人，占该屯人数的81.1%。”（注：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785页。）
    也有的被强迫送到矿山，充当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廉价劳动力。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珠河县的土地，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县内“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群众，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注：陈本善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523～524页。）。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二把头”的皮鞭下从事繁重的非人待遇的苦役，很多人葬送在井下。
    此外，还有大批的中国农民沦为日本“开拓民”的佃户。“百万户移民”计划掠夺土地1500万町步，其中耕地每户10町步。但在实际的土地分配当中，因日本在各地掠夺的土地数量多少不同，移民每户所分得的土地也不一样，但绝大多数在10公顷以上到20公顷。如此大面积的耕地，仅以夫妇二人为原始的耕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将一部分上等土地留给自己耕种外，绝大部分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据1942年3月的调查材料，日本移民出租土地，最低者占其握有地的1/4左右，一般占1/3至1/2左右，多者竟占60%至90%，有的高达95%左右。”有的“开拓民”甚至连自己经营的一小部分也不愿耕种，雇佣中国农民为“年工、月工”，或“日工为其生产”（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532页。），坐收其成，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新兴”地主阶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开拓民”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员，又是中国人民的民族压迫者。
    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沦为满拓公社的佃户。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移民用地达2000多万公顷，其经营、管理和分配主要由满拓公社来执行。满拓公社除一部分已分配给入殖的日本移民耕种外，将绝大部分待分配的移民用地出租给中国农民，收取地租，以增加满拓公社的收入。其出租形式以一年为限，其原因主要是每年入殖的移民人数、入殖的地点、用地数量难以确定，所以每年须重新签订契约。满拓公社出租的土地主要以掠夺的熟地为主，1939年成为高潮时期，佃租面积为560245公顷，佃户达87755户。随着移民的入殖，土地陆续被占用，到1944年相应有所减少，其佃租面积为321196公顷，佃户达85995户（注：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11月，第203页。）。地租率高达40～50%。
    日本“百万户移民”入侵的土地掠夺，使大批的中国农民丧失了土地，成为日本移民和满拓公社的雇佣者，倍受压迫和剥削，主雇关系发生了民族性、国际性的变化，严重“刺激和损伤了原住民的心”（注：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移民》，1937年8月10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从而也加速了日本“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的破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国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土地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东北解放区广大农民平均每人分得土地6至7亩，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濒于枯竭之古老农村”，“呈现出了欣欣向荣之景象”（注：《东北日报》1946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