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幕藩统治者在确立武家政治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在都市管理体制的设置上，给町人留下了一块空间，即对町人町的管理。在日本，城，只代表武士的居邸，町才是都市的象征，因而町地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町地上，町奉行作为武家的代表是法定的最高长官，他们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具体行使这些权力、实际主持町地行政事务的却是町人身分的商人，他们被称作“町役人”。
    通常，町役人为二级，其名称因各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江户称町年寄、町名主；大坂称惣年寄、町年寄；名古屋称惣町代、町代；姬路称町大年寄、年寄；冈崎称惣町年寄头、庄屋；长冈称检断、町代。（注：丰田武《封建都市》352-354页。）各个城市（城下町）的町年寄或惣年寄一级的町役人为一至三人，如江户为樽屋、奈良屋、喜多村三家，名古屋为花井氏、唐本屋两家。这些“町的管理者，大多是世代居住在城下町中的上层町人，即町人头，他们或者出身于城下町中持有土地的土著豪强，或者是城下町的前身--客栈与宿场的经营者之子孙，或者是由武士转化的豪商。这些人都由幕府或各藩获得特权，原则上他们是由町奉行选任，世代相袭参予市政的管理”。（注：矢崎武夫《日本都市的发展过程》159页。）名主、町代一级的町役人则是每个都市自数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最多的是江户的名主，在享保七年（1722年）达268人。（注：竹内诚《江户与大坂》99页。）名主也多出身于有力的商人，他们可以同武士一样有名字、可以佩刀。
    在权限上，町役人的权力具有一级政府的效应。以江户町年寄为例，其职权包括：（1）向各町的町名主传达幕府下达的法令；（2）负责町人町的土地及房屋的管理；（3）审查户籍；（4）任免町名主；（5）管理各种行会组织；（6）征收各种公役和营业税；（7）根据町奉行的指示对各町以及町人的情况进行调查；（8）审理调停民事诉讼等等。（注：竹内诚《江户与大坂》97页。）町名主的职责与町年寄属于相同内容的上下级衔接关系。如传达法令，根据町奉行和町年寄的指示对町内的情况调查和监督，对民事诉讼和土地买卖进行初审。此外，还要举贤、劝善，主持各种祭礼。这些权力的实行，在其它城下町也大体相同。
    对此，日本学者饭渊太郎评价说：这些“在町奉行指令之下的少数町役人，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专制的倾向是共同的”。（注：丰田武《封建都市》352页。）这里所说的“独裁统治”与“专制的倾向”，是对町人自治权力的肯定。而町人的自治及其对幕府权力的分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则意味着官本位之政治属性的被否定。但在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统治中，町役人却始终拥有这种自治权，并作为幕藩统治体系的末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表明，在日本幕藩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是较易滋生与之相背离的诸种力量与因素的。
    较之日本，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封建都市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诸种因素虽已开始了躁动，但都市的发展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运行的轨道，不但作为封建政治、经济中心的消费性都市的性质没有改变，即延续了二三千年之久的古老的城墙都市形态也依旧。城墙都市不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也融入了反映其时代的政治内涵。可以说，自秦朝废分封置郡县、建立起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体，城墙都市便与封建专制政治形成无可分割的一体。如果说我们把日本的城下町称作幕藩制都市的话，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墙都市则可称之为官僚制都市，而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尤其给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种都市发展状况及其性质的典型。
    首先，中国都市体系呈现出集权制官僚等级序列的金字塔形态，即都市是按照官僚等级的序次排列为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五个级别，其下才是带有工商业集散地性质的市镇。京城作为中央都市，是皇帝和中央官僚的所在地。省城、府城、州城和县城作为地方都市，分别为督抚、知府、知州和知县的所在地。京城只有一个，立于金字塔的顶端，省城在明代有十三个，入清以后逐渐增至二十余个，府城为一百九十余个（去掉作为省会的首府），州城三百四十七个（包括厅），县城一千三百五十三个。（注：据《清史稿》卷54-76《地理志》统计。）都市数量在等级上的分配也完全符合金字塔形态的要求。
    其次，都市的管理系统也处处体现出官僚政治的特征，这又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官本位的一元化统治。如前所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金字塔般的封建官僚系统与都市网络是完全一致的，自省城、府城、州城以及县城，均由封建国家委署官吏进行管理，官僚是唯一的统治阶层。“在一个城市里，只有知府有权决定城里的一切事务，在省里，只有总督和巡抚有权决定省里的一切事务”。（注：（法）白晋《康熙帝传》。）官僚是全权的统治者，士农工商均由其直接管辖，在整个统治系统中，被称作亲民之官的知县乃是封建政府的末端首脑，不存在商人等城居者作为一级政府机构参政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官僚的绝对的统治空间中，没有商人做为市民阶层参政的半点空隙，更没有日本町人的那种自治权力。
    二是自上而下的有效统治与权力交错的统治网络。相对日本各藩城下町的“封闭性”及其半独立性统治，明清时期的都市管理则鲜明地体现出专制国家的集权特征，实行由各级官僚自上而下的统一管辖，即所谓“知府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注：《历代职官年表》卷53。）通常，大府可领州县十五、六个，大省领府十四、五个，州县一百余个。（注：据《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统计。）上级官僚不仅可以通过隶属关系过问下属官僚所辖之都市，且因衙门同城而置可直接参预所在都市的行政，行使有效的权力。其时，这种数衙门并置的都市并非少数，各省的省城与首府大都属于此类都市。如广东的广州，既为省会城，又是府治，同时还设有南海、番禺二附郭县的县衙。又如福建的福州，除了作为省城、府治之外，还设有闽县、侯县二附郭县的县衙门。其它省的情况也大体类此，均呈现出复杂的权限交错的都市管理格局。而这种管理格局是完全符合分割地方权力、集权于中央的专制政治的准则的。由此可见，以“大一统”为主干的古代中国文明也是中国封建都市文化的主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