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不仅被美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者们用于摆脱英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被用于实现宗教自由。1779年，杰斐逊向弗吉尼亚立法院提交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议案。该议案在1786年获得通过，它对宗教自由的保证成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前身。国会从此无权确立任何宗教或干涉宗教自由。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看杰斐逊起草的这份《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论证逻辑，我们将再次深深感受到他对人类理性的信念和依靠。 在该法令的第一部分， 杰斐逊一共列举了14条“不言而喻”的真理来为宗教自由辩护。其中第一条指出：“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是不由自主地追随别人向他们的心灵所提供的证据。”因此，信仰实际上是一个与理性相关的问题。正因为此，全能的上帝“并未选择通过威胁传播信仰”，“而是完全通过影响理性来提升信仰”。这样，在宗教领域，人类也完全有理由求助于理性来作出判断。杰斐逊坚信，“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然，它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如此，宗教自由乃人类天赋的权利。1786年当该议案最后获得通过时，杰斐逊对麦迪逊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人类的心灵一直沦为国王、牧师和贵族的奴隶，今日目睹理性的标准终于确立，实令人欣慰。”在言及美国革命的正义性时，他更添感慨：“吾辈尤感殊荣的是创立了第一个立法机关，它有勇气宣布：在形成自己的观点方面，人类的理性可以信赖”。〔11〕的确，在世界历史上，美国革命可以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之理性理想的最引人入胜、最令人鼓舞的典范。
    18世纪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的另一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就是大觉醒。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大觉醒堪称“第一次重要的跨殖民地的心灵与精神危机”；〔12〕在此之前，北美殖民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在规模和影响上可以与之匹敌。
    18世纪，在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交汇在一起，终于导致了大觉醒的爆发。18世纪早期的北美殖民地基本上是新教文化一统天下。在新英格兰有清教徒或公理会教友；在纽约和南部有英国圣公会教徒；在沿大西洋中部及内陆地区则散布着路德教教友、长老会教徒、浸礼会教徒、贵格会教徒，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殖民地大多数居民根本不上教堂。原因很简单，许多地方根本无法找到牧师和教堂。一方面，商业加速发展，土地紧缺与机会并存，移民成份空前复杂，人口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第一代移民衷心崇奉的信念已失去活力，沦为教条；教士们为巩固宗教组织而进行的努力大多无果而终。令教士们更为失望的是民众中日益普遍的宗教冷漠，这部分应归咎于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倾向，同时与启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当然也不无关系。正如当时一位宗教人士所叹息的：“上帝的精神似乎在可怕地萎缩。”到18世纪30年代，受经过宗教改革的旧大陆虔诚主义的影响，北美殖民地的牧师们断定他们的宗教信仰正受到市俗力量的腐蚀。他们相信，通向拯救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人们在心灵深处获得一种皈依的体验。在此情形下，“当坦南特的闪电照彻天宇，当怀特菲尔德的惊雷震撼大地，一场暴风雨爆发了，而它--在许多人看来--将永远地改变美国社会。”〔13〕
    新英格兰的大觉醒始于马萨诸塞的诺桑普顿。1734年，一位名叫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年轻牧师在这里开始了宣讲“因信称义”的系列布道。他的演说不仅充满激情，而且论证严密，因而大获成功。这使他成为大觉醒的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之一。他在给波士顿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所在教区大觉醒情景：“本镇从未如此充满了爱，充满了欢乐，也从未如近来这般充满了沮丧……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我生平从未见过的‘热爱敌人’的基督精神如此发扬光大”。〔14〕此种焕然一新的宗教激情很快传到邻镇及新英格兰的其他地区。到1744年，英格兰以及中部殖民地的大觉醒渐成强弩之末。但是在弗吉尼亚，虽然起初人们对大觉醒仅有微弱的感受，但随后掀起的宗教热情持久不衰；长老会的“新光”派在50年代影响日增，而福音派随着60年代浸礼会的兴起进一步发展壮大。
    如果说理性是启蒙的催化剂， 那么虔诚就是大觉醒的号角。 早在1721年，弗里林海森牧师就在他的布道中公开谴责对上帝的“亵渎”。他指出：“早先的虔诚表现为对神圣上帝的无限爱慕和谨慎。”“可如今，我们离早期教会的纯洁已何啻千万里！唉，我们还在一天天越滑越远！”他严厉责问他的听众道：“亲爱的听众，你们曾坐到主的餐桌边，你们可知道未皈依者不得接近？那么你们是否小心翼翼地审问自己是否获得新生？”他要求听众牢记：“尽管在道德上和表面上服从宗教，如果依然不能得到再生，没有宗教的精神生活，你就不能得到接近神圣餐桌的保证。”至关重要的是“真正的忏悔，真诚的持有信仰，以及使人获得新生的皈依”。显然，在弗里林海森看来，虔诚乃通向皈依和信仰的唯一大道。〔15〕
    大觉醒运动最活跃的领袖人物有怀特菲尔德、坦南特以及达文波特（James Daveport）等。事实上，怀特菲尔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加赞美地提到他的名字将是危险的”。〔16〕当然，他们的布道也遇到正统教士的冷嘲热讽。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 ）可谓大觉醒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然而，1742年他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信却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大觉醒运动实际情形的珍贵记述。布道通常在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厅举行；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时，“声调狂放至极，动作暴烈至极，而语言之恐怖更是登峰造极”，〔17〕直到所有的听众情不自禁地进入迷狂状态，禁不住呻吟、跺脚、尖叫乃至摸爬滚打起来。昌西认为，所有这些“过激行为与走火入魔”“不过是一种激情的发作”。〔18〕的确，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大觉醒都算得上是一场情感或激情的运动。就连启蒙理性的榜样人物富兰克林也被这种布道感动得掏出身上最后一个铜板。在大觉醒的组织者看来，这种激情正是虔诚的表现，而虔诚将通向皈依。爱德华兹在《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的宗教应基于神圣的爱。”按照爱德华兹的理解，这种“爱”不只是情感、激情，甚或意愿；从本质上看，它使人摆脱中立或赞同，促使其倾心拥抱或排斥某种精神的、超自然的和神圣的东西，它“基于对上帝的理解，对上帝的爱，以及源于上帝的欢乐”。〔19〕换言之，真正的宗教即虔诚。但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兹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对洛克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发现读洛克的论文其乐无穷，简直“胜过最贪婪的守财奴从某个新发现的宝库抓起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时所得到的欢乐”。〔20〕对爱德华兹来说，宗教与科学，虔诚与理性并不冲突，它们可以和谐相处。
    大觉醒对虔诚的强调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一样，对美国革命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对虔诚的强调使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选择决断内在化，这与启蒙所追求的自由不谋而合。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更重视公共生活的社会，人们很少想像自己要脱离所属的更大的集体--家庭、教会或城镇。然而，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异军突起，它通过与个人的直接交流，粉碎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和谐和秩序。它鼓动其追随者为了上帝要自己作出抉择，一旦选择便应义无反顾，不必去考虑自己行为对大社会的影响。这就给人际关系中注入了一种崭新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