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南特在一次布道中高声呼唤：“所有耶稣的追随者，都站起来，为了上帝向一切反对者挑战：谁站在上帝一边？谁？”〔21〕芬尼（S-amuel Finley）的布道同样爱憎分明：“我视宗教事务中的一切中立者为敌人。去你的谨小慎微！要么追随上帝，要么滚蛋。 凡是事实上不赞同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22〕就这样，教民们被鼓动去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尽管“你的邻居向你咆哮，向你抱怨”。〔23〕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充满敌意的个人主义精神，而这正是大觉醒的极端表现之一。1742年在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信中，大觉醒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昌西对正在形成中的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作了生动描述：“无论何处，此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使人们变得神高气傲，不可一世；对邻居，对亲友，哪怕是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对牧师，更是万般挑剔，毫无慈爱之心；呜呼，他们又何尝不是这般对待所有与他们不同，与他们思想、行为不符的人。”〔24〕昌西的抱怨并不算太言过其实。事实上，最激进的“新光”派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主张“每一个体特立独行的绝对必要性……似乎世上再无他人存在”。〔25〕
    就这样，大觉醒催化了北美殖民地价值观念的变迁。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大觉醒的兴奋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埋下了自我价值和思想自由的种子。人们在宗教生活中意识到自我的新责任，并开始怀疑所有外在的教条和权威。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宗教思想家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Ahlstrom）所指出的：“大觉醒在其所到之处以同样的方式，很可能促使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敢于对抗，敢于批评那些自以为是的达官贵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并怀疑正统权威的既成真理。它还普遍强化了宗教改革传统--1776年时3／4的美国人的宗教遗产--，要求限制国王的意志和政府权力的专断。”〔26〕由此不难理解半个世纪后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形：“对于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观念与自由的观念密不可分，几乎不可能使他们想像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或只有后者而无前者。”〔27〕这使托克维尔感慨不已：“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的精神与自由的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而在美国，我发现它们亲密无间，并驾齐驱于同一片土地上。”〔28〕就这样，启蒙思想与大觉醒的精神携手并肩，共赴自由，向宗主国英国的政治与宗教权威发起了强有力的联合攻势。请听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话语是弗里林海森“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放弃宣讲真理”〔29〕以及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此种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自然会导向对独立的追求以及独立后的社会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大觉醒运动通过强调虔诚--神圣的爱、个人判断以及直觉的领悟--，把个人主义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宗教领域里自然会导致“宗教分裂运动”--向传统教会权威的“精神专制”发起的公开反叛。在长老会“新光”派牧师布莱尔（Samuel Blair）看来，坚持“教会法庭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威”，这是“一项专制的、分裂教会的原则”。〔30〕坦南特进一步据理力争：“多数团体和少数团体一样会犯错，进而滥用权力。”如果多数团体将一些只不过是“偶然的结论”当作普遍的原则强加于人，真正的基督徒便别无选择，只有“服从上帝而不是俗人”，只有“退出”。〔31〕一位新英格兰的教会分裂主义者甚至认为，上帝“在有关崇拜上帝的问题上赋予了每个人不可让与的权利，使他有权按照上帝赋予给他的理智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自己便有权向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和宗教条规的合理性提出挑战。”〔32〕这显然已预示了《独立宣言》的逻辑。大觉醒运动就这样最终促进了宗教多元化，使人们认识到所有的宗教派别具有同等的合法性；谁也无权独占真理；政教分离不仅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其结果，分离的教会大量涌现，遍及各殖民地。正如阿尔斯托姆所指出的：“哪里有公理会教友，哪里就有可能出现具有宗教分裂主义倾向的人；哪里的现存教会坚持宽松的‘半途’（halfway）入会标准， 哪里就会出现伴随宗教复兴运动而兴起的脱教运动。”〔33〕此分裂趋势一旦推动，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百年后，面对彼此颉颃的宗教派别纷争，美国学者沙夫（PhilipSchaff）无限感慨：“就这样我们逐渐地拥有了一大群宗教派别，其数量已很难统计，而且年复一年还在继续增加。此一分裂进程何时可望终止，这已超出了人类的预测能力。”〔34〕
    不仅如此，正如舒特莱夫牧师（William Shurtleff）在1745 年即已注意到的，此种“分裂精神”并不仅局限于信仰复兴运动的支持者，也不只局限于宗教领域。这种精神在随后兴起的宗教与政治分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美国学者博诺米（Patricia U.Bonomi）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大觉醒运动所造成的制度的瓦解和教会的分裂为18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某种“实践模式”，可视为后起的美国革命的一次“预演”。〔35〕
    二、知识与拯救
    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的另一个分歧是知识与拯救。启蒙思想家们相信获取知识乃通向人类进步的唯一可靠途径，而大觉醒的倡导者们最关注的却是灵魂的拯救。无独有偶，两大运动出自不同的目的，结果却共同推进了北美殖民地教育的发展，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美启蒙运动的鼻祖之一杰斐逊认为，教育是使专制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的关键。他相信，一个愚昧的民族不可能同时是自由的民族。他告诉友人，弗吉尼亚的法规中关于“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条款乃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民主意味着大众统治，即民治。可是，如果人民不能了解情况，不能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判断，别有用心的机会主义者就可能把他们引向专制独裁。杰斐逊注意到历史上许多无知的国民沦为奴隶的教训。他认为弗吉尼亚社会不过是无知海洋里的几座开化的小岛，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为专制压迫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医治的药方，杰斐逊提出向每一位白人儿童提供三年免费教育。三年基础教育后是五年中等教育，这个阶段的学生均来自付得起学费的殷实家庭；与此同时，他另外规定向70名最优秀的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一年后将从这些享受政府资助的学生中挑选出20名“才子”；他们随后将学习5年时间，最后从中挑选出10 名送往威廉与玛丽大学接受免费大学教育。杰斐逊这一极有远见的教育计划目的十分明确，根据他自己声明的，就是机会均等，人尽其才，促进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这一计划后来逐步得到实施。本着同样的原则，杰斐逊于1825年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
    亚当斯是知识与教育的又一位忠实倡导者。在一篇题为《论教会法与封建法》的论文中，他有力地论证了知识对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凡是人民普遍拥有一般知识和觉察能力的地方，专制统治和各种压迫就会相应地减弱和消失。”〔36〕因此，“如果人民没有普遍的知识，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存。”〔37〕在亚当斯看来，“对于大众来说，维护最下层民众获取知识的途径比全国所有富人的财产加起来还要重要。”〔38〕不仅如此，获取知识实乃每个人“不可让与”的天赋权利。因此，他坚定地呼吁：“让我们大胆地去读，去想，去说，去写。 ”〔39〕“一句话，让知识的每一道闸门都打开，让知识的源泉奔流不息。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