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坚决支持对青少年，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他相信“为此目的而付出的代价再高，也不能认为是过分”〔41〕亚当斯一直引为骄傲的是他的故乡新英格兰的公共教育制度，在这里大学由政府出资兴办，小城镇必须开办文法学校。
    对知识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繁荣。1743年，富兰克林创立了“美洲哲学社”，其宗旨就是“为了促进实用知识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发展”。〔42〕1780年，一群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创立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其宗旨如下：
    促进并鼓励对美国文物以及美国自然历史的了解；确定各种自然产物的实际用途；促进并鼓励医学发现；数学研究；哲学探索与实验；天文、气象与地理观察；农业、艺术、制造业及商业的改进。总而言之，发展一切艺术与科学，只要它们有可能促进一个自由、独立与高尚民族的利益、荣誉、尊严与幸福。〔43〕
    可见，启蒙运动对知识的信奉与倡导直接促进了北美殖民地及独立后美国教育与科学的大发展。
    如上文所述，大觉醒的爆发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教会已无法满足因移民涌入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急剧增长的人口的宗教服务需求。虽然北美殖民地在总体上受到清教文化的支配，而实际上不同的清教派别合在一起仅占全部殖民地人口的1／3。神职人员的短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弗吉尼亚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殖民地，其人口在1761年已达350,000，而当地的牧师只有60人。 这样，大觉醒运动虽然试图从改变传教方式和信仰方式入手来吸引更多的信徒，但是教会神职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当时，各教派的领导人几乎同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都清醒地认识到举办教育对于复兴宗教的紧迫意义。
    新泽西大学（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在大觉醒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最早的一所殖民地大学。1753年，大觉醒运动的两位健将坦南特和戴维斯（Samuel Davies）前往英国为该校募集发展基金。 为了让英国人了解新泽西大学的办学原则和发展状况，他们出版了一份宣传手册。从他们所列举的发展殖民地教育的理由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们对教育的基本态度。该手册在阐述在新泽西举办大学教育的“直接动机”时这样写道：
    近来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基督教社区，成千上万的居民们渴望着宗教组织的管理，然而他们却无从获得最基本的指导，痛苦得不到解脱；年复一年，无所是从的教徒们集体向教会提出迫切的申请；感人肺腑地述说他们的不幸境遇；被剥夺了起码的拯救途径，几乎是在异教的黑暗中求索着幸福，而他们周围的邻居们却沐浴着圣启的光辉；牧师职位极度地缺乏候选人，无法满足这些虔诚的基督徒的需要；新英格兰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数量连它自己教会的需要都很难满足……〔44〕
    显然，在大觉醒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发展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为拯救更多的教民培养出更多胜任的牧师，从而巩固和加强基督教教会的地位。他们坚信，“信仰应成为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使之达致完美之最高境界”。〔45〕因此，在教学计划中，他们安排了固定的时间专门学习《圣经》和宗教仪式，以便“在学生中挫败邪恶，鼓励有道德的、男子汉的、理性的、基督徒的行为”。〔4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觉醒运动的组织者们对教育的宗教功能的强调，并没有使他们无视教育的科学功能。他们一致同意科学与信仰乃教育的两大根本宗旨，前者是为了用知识塑造学生的心智，后者则是为了用基督教的伟大信念来净化学生的心灵。在这里，启蒙的理想与大觉醒的追求融为一体，凝成促进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结果，到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中学已十分普及。在早期开发出来的人口集中地区，其识字率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很可能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47〕独立前，北美殖民地已建起九所大学。
    有趣的是，上述每所大学都受制于特定的教派，但它们的管理层和教师都由持不同信仰者组成，而且在录取学生时都不考虑信仰问题。每所学校的课程不仅有宗教，而且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合力缔造了美利坚民族推崇知识，致力于发展科学与教育的优良传统，使之成为美国迅速腾飞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动力。
    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其文化的基因当可从该民族诞生的源头去寻找。就美国文化而言，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正值美国文化形成之日，前者树起理性的旗帜，后者点燃虔诚的火炬，双方合力向市俗的和宗教的专制权威猛烈开火，不仅直接为美国革命输送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使自由、独立与平等的观念深深扎根于美国民族的心灵，孕育出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启蒙运动追求用知识不断改善社会、人生，大觉醒运动则致力于信仰拯救个人心灵从而达成社会、人生的道德完美，最终实现“山巅之城”的清教理想；其结果，两大运动都推动了教育的大发展，这不仅直接促进了美国的崛起，而且使科教立国成为赐福美国的悠久传统。可见，启蒙与大觉醒，看似殊途，实则同归。这一美国文化史上的绮丽景观，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也应该看到，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极力主张“理性”与“虔诚”，把个人置于判断、行动和意义的中心，这一方面彻底动摇了市俗与宗教权威的根基，为美国的独立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在其极端之时，甚至有可能使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殖民时期的美洲，地广人稀；相对于莽莽洪荒，人力简直是一种稀有资源。建国初期乃至19世纪的前半叶，美国依然是一个可供人们自由迁徒，自力更生，充满机遇的农业社会：“那似乎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和取之不尽的资源。”〔49〕在这样的地理、经济与社会环境中，个人与社会之间尚存在着广阔的回旋余地；个人与社会的分离乃至对立虽然已激化了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矛盾，但尚不足以构成对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威胁。因此，“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强劲的主旋律。梭罗（Thoreau ）尚能够躲到美丽幽静的沃尔登湖畔去体验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还可以很浪漫地拒不向国家交纳人头税而宁愿过几天铁窗生活。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上半叶的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依然能够那样无比自信地为“自立”的个人而奔走呼号：“人与人之间要如同主权国家那样相待”〔50〕；“最简单的人在他一心崇拜上帝之时也就成了上帝”。〔51〕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启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对“理性”与“虔诚”的呼唤。
    其实，就在爱默生为“自立”的个人高唱赞歌的时候，美国个人主义的阴暗面已初露端倪。对此，19世纪上半叶曾游历美国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看得很清楚。他一方面热情赞美个人主义在美国所创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奇迹，另一方面也敏锐指出：“个人主义起初只是阻塞公共美德的源泉，但久而久之，它也会破坏并毁灭所有其他的东西，并最终化为利己主义。”〔52〕这种个人主义将个人同社会剥离开来，使人不再感到与共同利益相关。托克维尔建议美国人要永远警惕这种个人主义文化退化为对自我的狂热的、过分的珍爱，从而导致个人将一切与自己联系起来，将自我置于世间一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