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亚细亚在罗姆苏丹时期政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虽然极力效仿阿拉伯、伊朗文化，但时刻没有忘记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只把祖辈们作为榜样。比如在他们的墓碑上常刻有：ulug inan,yakhsi subasi,bilga buka,inan atabek,inan bilga tercumanbek inan ulag musrif bek.等等古突厥汗国的称谓（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 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 在国家体制中，开部落大会进行选举还存在，但是象他们的前辈及大塞尔柱国家一样，他们把国家当作王族的共同财产，统治者死后经常发生王朝的斗争，缺乏政治上的联合。塞尔柱的“狄万”会议由军事、司法、财务、内政几个部组成，另外还有国王和宫相参加的“狄万”类似内阁，这被称做“狄万哈斯”，部落首领的“狄万”会议，称为“狄万阿姆”（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在安纳托利亚没有类似大塞尔柱的“伊克塔”制度，军事头领仅仅是指挥官而已，所以在安纳托利亚不存在采邑引起的政治分袭（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20页。）。
    塞尔柱人实现了政教分离，他们的新兴国家，只是以一种政治统治的国家，不允许哈里发参与政治，这在伊斯兰世界恐怕是一场革命，这一点为伊斯兰文化脱离纯粹的阿拉伯文化，变为共同宗教下各民族文化，提供了条件。
    早在苏来曼一世时期，塞尔柱人把拜占廷贵族的土地或无主土地分配给那些无地农民和仆人，给予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依据古代游牧民族的习俗和征服者的伊斯兰教法规，苏丹取消了土地的私有权（除了果园），一概宣布为国家财产，以后这种农业土地制度也为奥斯曼人所承袭（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7页。）。 当地人和移民的定居变得更容易了。由于突厥人口和本地人的锐减，在定居的头一个世纪里突厥人大多保持着游牧习惯，比如1077年征服科尼亚时，苏丹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搭帐蓬住。到13世纪塞尔柱人虽已习惯于城市生活，但在夏季还是要到草原去，这在加拉里丁·鲁米的诗中有反映（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08页。），他们逐渐从游牧转向定居。所以， 塞尔柱国家需要大量的本地农民，于是突厥统治者不仅保护基督教农学家，而且把当地农民从他们自己的故土迁往突厥人征服的地方。1196年凯胡斯劳一世在曼德里斯地区移民能给人清楚的印象（注：P.M.Holt.Annk,S.Lambton,Bernard Lewis主编：《剑桥伊斯兰史》，英文版，第一卷上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二章“草原民族的来临”第三节“安纳托利亚在塞尔柱和贝伊时期”，第238、254、255、257、259、244页。）。他把这些人按地域或家族分成几大组，每组5000人，名字记录在册后，把他们迁往阿克谢希尔附近，给他们村庄、房屋、农具、种子和田地，还为他们免除了5年的税金， 当别的基督教徒听说他们如此幸运时，都企图跑到塞尔柱人的统治之下，以逃脱拜占廷的压迫。
    在征服前把突厥人描述成可怕的掠夺者的基督教作者，随后就开始颂扬塞尔柱苏丹。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塞尔柱人对宗教的宽容，基督教徒享受的宗教自由，使得后者对塞尔柱更忠诚，并增加了他们对拜占廷的仇恨。在一封基利吉·阿尔斯兰写给他的朋友马拉提亚的叙利亚教长的信中，告诉他幸亏由于他的祈祷他赢得了对拜占廷的胜利。格鲁吉亚公主在塞尔柱宫廷有她自己的牧师及教堂。苏丹还举行不同教义的人参加的辩论会。这些仅仅是说明宗教自由和宽容的几个例子。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过深刻的交流。据历史资料，突厥人占领安纳托利亚后是集中居住的，没有任何强迫基督教徒突厥化的证据，而拜占廷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也各有居住区，没有他们相互交流的证据。虽然，塞尔柱上层贵族与格鲁吉亚、克普恰克以及拜占廷关系友好，有时还和拜占廷女子结为良缘。阿拉伊丁·凯库巴特二世到君士坦丁堡得出了应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结论，有时拜占廷皇帝如米凯尔·科穆宁求救于塞尔柱人，但这些事情对突厥的文化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扎克·瓦里底·托干认为拜占廷边防军官接受突厥人的宗教观点，甚至加齐观点，接受其生活方式都是无稽之谈，拜占廷和亚美尼亚人对突厥文化的迅速渗透，文化交往和融合都是不可能的，（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3页。）加拉里丁·鲁米有句“他是突厥孩子，怎么能会亚美尼亚语”的诗句就能说明问题（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 比如伊本·鲁斯塔就举过一个到拜占廷服务的阿拉伯人的例子，阿拉伯人哈扎里阿仁在君士坦丁堡服务，但在拜占廷宫庭仍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Ord.Prof.Dr.A Zeki Velidi Togan.著：《土耳其通史》（土耳其文版）第1卷，伊斯坦布尔出版社，1981年，第四章，小亚细亚新突厥国家的建立，第五节，罗姆苏丹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生活，第219、220、217、208、213、220、221页。）。拜占廷人和亚美尼亚人教堂都比清真寺好，在建筑艺术上他们占着优势也善于经商，总的说来，11-12世纪在安纳托利亚执政的穆斯林和被征服的基督徒之间存在平衡状态，这一点不容忽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影响在西安纳托利亚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地方比较明显，伊本·拨图塔在14世纪初的旅行记中记有，在德尼兹利的拉底克家族接受罗马女子为妓女，甚至法官在自己浴室雇用罗马女子，但他认为这是道德败坏。
    至于文化影响，比起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影响，穆斯林对基督教徒的影响更为大些。亚美尼亚的国王多被授予穆斯林官职，如埃米尔、瓦齐尔、西帕希等等。基督教徒在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前提下接受了这些，而基督教百姓以保留其信仰为条件，向苏丹缴纳税金。
    总之，穆斯林突厥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宗教，但通过婚姻关系，接受一部分生活方式，也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拜占廷人和亚美尼亚人没能教会他们喝酒。虽然突厥人在到达安纳托利亚以前一个世纪就接受了伊斯兰教，由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的皈依是肤浅的，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还保留了旧萨满教的传统和信仰。巴巴·伊萨克、巴拉克·巴巴、萨里·萨尔吐克和其他土库曼巴巴们（苏非派首领的尊称）都是古代突厥萨满教的继续，而不是穆斯林的舍赫。所以萨满主义变成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深深地影响了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程序和派别。跳舞、音乐被用来刺激宗教狂热，尽管那些吹毛求疵的穆斯林学者努力也不能排除这些。塞尔柱统治者经常从较早的穆斯林国家邀请神学家、法官、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并且建学校、医院、宗教学院以发展繁荣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