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王产生如上想法并非偶然，大约有如下的背景与原因。首先，唐代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美绝伦的商货传入大食国，给大食人的感官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刺激。众所周知，中国同西亚的贸易，在大食国之先早已进行了数世纪。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贸易活动的主角是由印度人和波斯人首先担当的。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因此，陆路的丝绸之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一些城市成了东、西方之间贸易的主要场所。雅古特《地名辞典》讲，波斯国杰贝勒省的盖尔米欣（Qarmisin，《文昌杂录》之“胡卢没”应是其音译名。--笔者注）在波斯萨珊朝（226-651年）的库思老二世艾白尔维兹（Abarwiz,590-628年人）为政时期，建有一所边长100腕尺（一腕尺等于0.5883米）的正方形大商店。大地上的诸位国圭，如中国王--天子（Faghfūr）、突厥王--可汗（Khāqān）、印度王--达黑尔（Dāhir）、罗马（拜占廷）王--凯撒（Qaysar），曾在这里同库思老艾白尔维兹聚会过。在那里，还有波斯的绝代佳人、艾白尔维兹的妻子--希琳（Shīrīn）的宫殿。（见该书卷四330-331页）这反映出，那里是诸国的商品与文化的交汇处。
    关于盖尔米欣东面的内沙卜尔（Naysabur），雅古特《地名辞典》称之为“东方走廊”（Dihlīz al-Mashriq），它在丝绸之路上，是个富庶的城市。内沙卜尔东面的舒夫鲁冈（Shufruqān，又呼做Shubruqān、Shuqrqān，曾被译作“希伯尔罕”。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笔者注）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品集散地。
    公元751年，大食国军队同唐朝军队战于中亚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唐军败绩，流落到撒马尔罕的唐军战俘将中国的造纸术传授给了当地人。不久，大食国腹地也有了造纸作坊。怛逻斯之战，还使中国军队携带的大批的精美瓷器与丝绸成了大食联军的战利品。《泰伯里史》介绍，这些商货相继经过中国人、栗特地区的史国国王-艾赫利德、大食国领兵官--艾卜·达乌德、大食国的呼罗珊省总督--阿卜·穆斯林、大食战将穆罕默德·本·艾仆阿斯之间的几度厮杀争夺，才于数年之后传至大食王阿蒲恭弗之手。这些中国商货曾被阿卜·穆斯林攫为己有，藏于他的政治巢穴--陀拔斯单。这表明，这些中国商货乃是当时唐代工艺之精品，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宝货在搭进许多人性命后才归大食王所有的历程，使阿蒲恭弗认识到，通过横亘中亚的丝绸之路获得中国商货实属不易，再有，中亚地区的商路上有着多到无法计数的民族和独立王国，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倘若长途贩运，其货物只能靠人揹、畜驮的落后搬运方法，故艰难异常，这样，运费过高，也使成本不高的货物之价格十倍、百倍地被抬高，且难免中间盘剥。因此，大食王自然会认识到，同航海贸易相比，陆路同中国进行贸易是得不偿失的。再者，作为一国之君主，他希望首都市场上的商品都是物美价廉的。《泰伯里史》卷七615页记述了他在勘察新都城址时，对随行人员苏莱曼·本·姆佳利德、艾卜·阿尤布·胡齐、阿卜杜麦利克·本·侯迈义德·卡梯本等人的讲话：“‘你们认为这个地方怎样？’他们讲：‘我们还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它风景如画，气候怡人。’他（大食王）讲：‘你们说得对。它确实如此，但是，它负担不了军队、百姓和机关团体（Jama`at）的用度。我希望的，是一个能让百姓获益的地方，是个让他们和我都感到舒适的地方。在那里，对他们而言，其物价不能高，粮食供应不能发生困难。再有，我居住的地方，来自陆路和海洋的物品的价格也不能高，物资不能少。（粮食）供应不能匮乏，不能让百姓感到困难。’”这段对话反映出，大食王有一种明确的想法，即陆、海贸易的价格都必须是低廉的，是老百姓也能接受的，希望通过航海贸易将大食同中国紧密联系起来。由原先的陆路为主转变为以海路为主，变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其优点是，免除中间盘剥、大幅度地降低运费及商品的成本，变小批量贸易为大宗贸易，获得贸易关税。如能实现此设想，那么，大食国可获巨利，大食王就再无派军队夺宝之必要，而是坐待诸国商人里迢迢地前来献宝。大食王的设想的实现，是通过建立新都巴格达而完成的。因此，基于他的这种远见，巴格达必然要成为国际贸易的大都会和重要港口。这样，国际商道也就发生了改变，对海洋贸易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兴建巴格达的时间
    关于巴格达城的始建之年，大食国的诸位地理、历史学家的记述颇不一致。综合诸家之说，其始建之年在回历139年至145年之间，即公元756年6月5日至763年3月20日之间。据伊拉克人塔黑尔·穆扎法尔·欧迈德（Tahir Muzaffar al-`Umayd）撰写的《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Baghdād--Madīnat al-Mansūr al-Mudawwarah，巴格达“艾赫利亚”书局AL-AHLIYAHLIBRARYBAGHI（AI），1967年出版）183、184页言，白拉佐里（al-Balādhurī，892年卒）《各地的征服》（Futuh al-Buldān）293页言：曼苏尔城（巴格达）始建于（回历）145年。叶耳古比（Ya `qubi，897年卒）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他在《叶耳古比史》（Tarīkh al-Ya`qubī）449页讲，它始建于回历144年；但在其《地理志》（Buldān）238页讲，它始建于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1日）。《泰伯里史》一书对此有四种记载，一说是回历144年；另三说是回历145年。而迪奈窝里（al-Dinawari，895年卒），《编年史》（al-Akhb-ār al-Tiwāl）379页言：“它始建于（回历）139年（756年6月5日至757年5月24日）。”以上说法皆有其合理性，但哪一说更符合史实呢？迪奈窝里的139年说表明，阿蒲恭弗在继承大食王位两年之际，即为建都做了某些实际准备，其建都的想法已在社会上传开。而较多的人之所以持145年之说，乃是由于回历145年，新都城巴格达的内、外两道高大的城墙已矗立在迪格里斯河西岸的亚述（亚俱罗）平原上。其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筑已经完成。持此说者的理由在于，泰伯里在其编年史中，是在“回历145年大事记”中提到建都的，是同库法城的政治叛乱联系着的。它只是被附带提到的。此145年始建说又同巴格达于145年已建出高城墙、城内已有市场的史实是相矛盾的。因此，“145年”说实有时间滞后之嫌。较为合理的，应是叶耳古比的始建于回历141年之说。因为，此说同当时的政治事件--“拉万迪亚”人的骚乱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大食王产生迁都或建新都的想法乃因此事件而萌发的。故笔者赞同此年说。
    据上文可知，大食王宫门外的拉万迪亚人闹事在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勘查城址之事紧随其后，时间也在141年。也因此，搞新首都的设计，为建城筹款、调拨人力、物力大约应在公元759年。《叶耳古比史》卷二374页言：“在回历144年（761年4月11日至762年3月31日），阿蒲恭弗抵巴格达。当时，它的城墙的底部宽50腕尺（29.415公尺），顶部宽20腕尺（11.766公尺）”……他从各地召来工程师和工匠。其内城，让他的仆人们和军官们居住（大食王一家单独住在内城中央的一座方形紫禁城之内。--笔者注）。这一年，即回历144年，麦赫迪（Mahdī皇太子，第三代大食王，《册府元龟》呼做“迷地”，义为“救世者”。--笔者注）从呼罗珊返回伊拉克。为了迎接他，阿蒲恭弗去了尼诃温德（Nayhāwand）”。这表明，回历144年（761年至762年），巴格达城已基本建成。大食王的寝宫（禁城）已交付使用。杜环回国在唐宝应初年，即762年，因此可知，杜环在离开大食国之前，巴格达城（曼苏尔城）已初具规模。《叶耳古比史》卷二397页言，回历146年3月（763年5月19日至764年6月17日），阿蒲恭弗搬家到巴格达。此事发生在杜环已回国的第二年。《泰伯里史》卷七619页言，巴格达城完全竣工在回历149年（766年）。这与（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版）的说法是一致的。
    据上情可知，从回历141年初到回历144年末（758年5月14日至762年3月31日），巴格达城历经勘查、择址、调派建筑工人、设备，完成内、外两道城墙的土木建筑等过程。这段时间，也正是被俘唐军中的杜环等人在大食国生活的后半期。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正值杜环等中国人所在的呼罗珊大军奉派去摩邻国和大食国腹地执行军务之时，据《阿拉伯通史》的记述可知，这支呼罗珊大军之一部成为大食王的拱卫京师的近卫军，另一部分约为三万军兵担负着征讨摩邻国（突尼斯之凯鲁万城一带--笔者注）叛乱的任务。在平叛的那几年间，新都巴格达的建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谓大食国朝野皆知的大事。当时，随军抵达亚俱罗的杜环及其他中国人当与建都之事有一定关系，《经行记》提及的那几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工匠恰恰出现在巴格达城所在的“亚俱罗”一节文字中，应是这种设想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