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国家一样,西班牙上流社会素有穿用外国呢绒的“雅好”。对此,政府既没有禁止或哪怕限制外国呢绒进口,也没有责令其购买国货,结果使本来已陷困境的民族纺织业的生存更雪上加霜。 在生产关系方面,西班牙毛织业中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萌芽的发育、生长需要资本的扶植与保护。在这方面,西班牙在欧洲国家中最具条件。因为在美洲金银产地发现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它曾以每年数10吨的巨额将殖民地金银运回母国。(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C.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1年版,第226页。)遗憾的是,如此雄厚的资金没有投入经济建设,而是虚掷于穷奢极欲的宫廷排场、腐朽糜烂的贵族生活等众多的非生产性消费上。官僚机构庞大无匹,每5人即有一官;(注:彭宁顿:《17世纪的欧洲》(D.H.Pennington,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纽约1983年版,第202页。)对外战争无休无止,因此,从16世纪前半期到17世纪中叶,财政非但没有储积,债务反而陡增了10倍,总额高达10多亿杜卡特。(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53页。)所以有史家说:“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象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52页。) 就这样,西班牙终于丧失了发展经济的天赐良机,由那个时代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迅速降为一个三流弱帮。如果说意大利的落伍是因为它既无天时又无地利,那么西班牙的落伍则是在天时地利兼具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昏庸无道而发生,其代价也惨重,教训也深刻! 与短视的西班牙政府相比,英国政府真可谓“目光远大、深谋远虑”了。在13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里,它制定了一套几乎可说与西班牙政府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工商业发展的各主要方面,反映了政府对羊毛纺织业的全方位关注。 在原料供应方面,英国毛织业也曾面临羊毛大宗出口而供应不足的问题,但英国政府对此很早便有觉察并注意设法解决。解决的主要办法是禁止羊毛出口。自亨利三世以来的历代国王,大都颁布过这种禁令,有的甚至反复颁行。禁令涉及的物品不只是羊毛,有时还包括生产呢绒所需要的其他原料,例如爱德华二世曾致函伦敦市长查禁途经伦敦而运往国外的起绒草、漂白土、黄油、茜草等原料,(注:布兰德、布朗、唐奈:《英国经济史资料选辑》(A.E.Bland,P.A.Brown and R.H.Tawney,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t Documents),伦敦1933年版,第186页。)以保证国内供应,削弱竞争对手。有的国王则从关联国计民生的高度看待原料供应,认为毛织业是英国手工业的主要行业,羊毛供应不仅关系英格兰大宗出口产品的生产问题,而且关系人们的就业问题,保证毛织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首先保证充足的羊毛供应。(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1卷,伦敦1945年版,第455页。)有了这样的认识,政策的导向便必然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利于工业化的启动。 在生产技术方面,英国毛织业在15世纪以前不仅落后于其邻邦佛兰德尔,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而且落后于低地国家和西班牙,这使英国呢绒生产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无力在国际市场同他国竞争。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有多种方法,但最经济最简便最省时的方法莫过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技术工人移居英国,直接提高加强英国的技术力量。在13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里,英国政府正是在这方面投入了最多的代价。1271年,亨利三世宣布:“所有男女织工,无论是佛兰德尔人还是他国人,均可前来我国安全织布。”对于移居者,他曾赐予5年的免税待遇。爱德华二世则将前来定居的外国织工接受为英国居民,赐予与土著同等的权利。(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65、462-463、449、466页。)爱德华三世在其统治的50年间更多次颁令,鼓励外国工匠移居英国。1337年,授予移居英国的佛兰德尔工匠约翰·凯普和随同前来的仆从及学徒以特许证,以保护他们在英国就业。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政府更加大了吸引外国织工移居英国的力度。亨利七世重申外国织工移居法令,爱德华六世甚至建立移民点,向移居织工提供贷款并赐予土地。伊丽莎白一世则利用尼德兰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时机,大量接纳尼德兰织工。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早在14世纪,便不断有外国织工携带眷属、帮工、学徒和财产移居英国,他们包括佛兰德尔、西兰、不拉奔等纺织圣地的织工,定居的区域很广,包括伦敦、温彻斯特、诺威奇、布列斯托尔、阿宾顿、约克等地。而至16世纪后期,正当西班牙毛织业迅速萎缩的时候,英国毛织业正在大量吸纳外国职工,特别是来自尼德兰的熟练织工,从而使纺织技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16世纪初期一度衰退的诺威奇接受移民达4000人,并迅速复苏,成为“新织品”的生产中心;(注:利普森:《英国毛织工业史》(E.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伦敦1921年版,第23-26页。)科尔切斯特自1565年开始的20年里,接受移民达13000人,成为另一个“新织品”生产中心。1558年,2860个尼德兰人迁入英国,1563年前后,18000名佛来名人迁入伦敦与桑威奇,1566年又增至30000人。(注:布莱克:《伊丽莎白的统治,1558-1603年》(J.B.Black,The Reign of Elizabeth,1558-1603),牛津1959年版,第121页。)16世纪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别关键而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政策的作用,积累了千年之久的西班牙工业基础几近瓦解,而较之远为薄弱的英国则日趋雄厚与坚实。基于此,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凯歌首先在英国奏响,而与西班牙无缘。 充足的原料供应与先进的工艺技术意味着毛织品的高产与优质。优质是适销的重要条件,却不是唯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优质不一定适销,而高产却必定增加销售压力。在英国,由于对羊毛出口的限制和禁止,以及对外国织工的吸引与接纳,呢绒产量迅速增长。(注:齐波拉:《工业革命之前》,第278页。)呢绒产量的增长当然是喜人的,却也给有限的市场带来了压力,使之不时出现滞销现象,面对这一情况,英国政府采取了与西班牙截然不同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以拓展销路。这种措施首先是针对贵族制定的,因为英国贵族同西班牙贵族一样,也追求洋货,以穿着进口呢料为荣。1332年,爱德华三世颁令禁止使用进口呢绒,1337年更宣布禁止外国呢绒进口,命令使用国产呢绒。(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54页。)爱德华四世也曾反复颁布类似的禁令,令人们购买国产呢绒。(注: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455页。)但是国内市场毕竟有限,要大力发展毛织业,必须打开并占领国际市场。于是英国诸王在颁布上述法令的同时,又采取措施鼓励呢绒出口。这种鼓励政策集中表现在呢绒与羊毛出口关税的税率上。1347年之前,出口呢绒均享免税待遇,其后虽规定征税,但税率极低,不及2%,而同期的羊毛出口税却征33%。(注:波沃:《英国中世纪的羊毛贸易》(E.Power,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牛津1942年版,第101-102页。)政府政策有效地拓宽了呢绒销路,提高了销量。1350年到1400年的50年间,宽幅呢绒的产量仅仅增加了3倍,而出口量却增加了近9倍,说明原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呢绒部分转到了国际市场,而自14世纪中叶迄17世纪初年以来,呢绒出口量一直呈扶摇直上之势:1347-1348年间,年输出呢绒为4423匹,1366-1368年为14000匹,1372-1375年间为43000匹,15世纪中叶为54000匹,爱德华四世统治末年为63000匹,亨利八世统治初年为84000匹,16世纪中叶,达122000匹。(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剑桥1987年版,第677-678页。)而此后至17世纪初年,呢绒出口一直稳定在11万匹左右。(注: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无可否认,英国政府关于毛织业的某些法令的颁布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财政的利益,但是,就政治目的而言,一些法令的颁布并非完全与经济发展意识无关,例如1377年禁止羊毛输出佛兰德尔。这一法令的颁布表面上看与王位继承、英法关系交恶相关,实际上是争夺封建领地所导致的结果。作为西欧毛织业发展圣地和英国邻邦的佛兰德尔,素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佛兰德尔是英国羊毛的主要购买地。基于这种关系,英国早有并吞之意,只是缺乏合适的理由与机会。而假如佛兰德尔归属了英国,则必促进英国手工业以致整个经济的发展。就财政利益来说,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发展的意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一点可由国王倡导建立城市从而增加收入得到旁证。即使基于纯粹政治目的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与国王或政府发展民族工业的指导思想也不发生矛盾。否则便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招揽外国织工且给予免税特权;无法解释将羊毛出口税率定为33%,而呢绒出口免税或虽征却不及为2%,从而无法解释限制、禁止而不是鼓励、扩大羊毛出口。按政府规定的税率,只有扩大出口,政府才能获得更多的关税,而禁止出口,则等于完全丢弃这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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