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世纪，英国也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但扶植、保护这一萌芽的资金条件远不及西班牙。在国内，英国的贵金属矿藏至为少见，约在这个时期之前几乎开采净尽。稍后的几个世纪，只能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发现微量的黄金，而这是绝难满足社会需要的。据统计，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100年间，英国平均每年用于铸造货币的白银为8906镑。从1345到1377年，用于铸造货币的黄金为2538镑。而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商品经济已获巨大发展，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为白银1157镑，黄金1845镑。（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33页。）在国外，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还没有象西班牙那样拥有贵金属矿藏丰富的殖民地，所以无法供应国内以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然而时人的记载表明，人们不仅普遍感到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并且已表现出不安与不满。显然，向流通领域追加黄金，已经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一难题，英国政府没有束手无策，而是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限制、禁止金银出口。在这一方面，政府颁布了大量法令。这些法令在13、14世纪主要是限制金银出口；14、15世纪则主要是禁止出口。（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剑桥1979年版，第333页；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第532、533页；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第二，利用它的王牌产品--羊毛，吸引并在必要时强制金银入口。13、14世纪，针对国际市场铸币成色日益低劣的情形，政府规定购买英国羊毛必须支付金银，英国羊毛商人须根据他们运往国外的羊毛数量带回相应比例的金银，前来英国的外商必须首先缴纳一定量的金银给造币场。（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333页。）1429年关于金银的条例重申，在羊毛中心市场所购羊毛的全部货款必须以金银支付。（注：包尔顿：《英国中世纪的经济，1150-1500年》（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伦敦1980年版，第299页。）第三，通过商业贸易、海盗掠夺攫取拉美殖民地的黄金。16世纪，英国政府通过海盗手段掠取西班牙得自美洲的黄金已众所周知。据不完全统计，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仅从美洲一地掠取黄金即达1200万英镑。然而，这一数字比之贸易所得只是个零头。这里所说贸易主要指与葡萄牙的贸易。17、18世纪，巴西黄金、钻石的发现开采曾经构成葡萄牙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估算，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时期，巴西向葡萄牙输出的黄金和钻石总值达1.7亿英镑。（注：周世秀：《巴西的“发现”与开拓对欧洲的影响》，载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面对这一巨额财富，英国政府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它利用与葡萄牙的经济伙伴、军事靠山的关系，迫使葡萄牙允许巴西殖民地与自己通商，并同意签订梅修因协定，特别是后者，使英国的毛织品打入了葡萄牙市场，并最终扼杀了处在襁褓中的葡萄牙纺织业，致使远在巴西矿山的奴隶也不得不靠英国衣料蔽体。于是滚滚而来的巴西金银、钻石经过里斯本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英国国库。晚近的研究表明，巴西黄金对英国工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它加快了英国货币资本的集中，加强了英国的货币体系，推动了英国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注：周世秀：《巴西的“发现”与开拓对欧洲的影响》。）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政府政策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了。如无政策的正确指导，储积起来的金银也可能象西、葡那样在短时间内挥霍净尽。但是，如前所述，都铎王朝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料供应、发展呢绒贸易、支持羊毛生产。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也基本上贯彻了这种政策。这些政策连续贯彻的结果，使英国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羊毛生产的良好环境，从而将众多分散的私人资本吸引到羊毛生产上来，使毛纺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不仅表现为雇佣上千或数千人的超大型手工工场的增加，而且表现为手工工场的普遍发生和总量的急剧增长，表现为手工工场最终取代行会组织而成为羊毛生产的基本形式。
    资金问题的解决和手工工场的迅速发展向政府提出了另一个难题。劳动力从哪里来？手工业组织由行会到手工工场过渡的重要变化之一便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人手的增加。在行会生产的条件下，一个作坊通常拥有包括师傅在内的几个人手，拥有6、7人的作坊便是大型作坊了。手工工场则不然，在16、17世纪，不说雇佣上千或数千人的超大型工场，即使普通的中小工场也拥有上百或数十劳动人手，相当于十数个或数十个作坊劳动人手的总量，而且手工工场方兴未艾、迅猛发展的势关，需要劳动力的不断追加。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正在解决毛织业劳动力的补充问题，地理发现、海道大通引发的圈地运动的巨潮已将数以万计的农民赶出家园。问题在于政府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显然，如果听任这种现象滋生蔓延，那就无异于纵容圈地、制造饥饿。因为圈地的发生必然引起粮田面积的缩减和粮食总产的下降，而这就意味着粮食供应短缺，引起饥荒。正是基于这一具体情况，英国政府最先作出的反应是限制土地圈占。
    从1488年政府颁布第一个反圈地法令起到1593年伊丽莎白女王废除全部反圈地法令止，中间经历了100多年的过程。一种政策或一类措施颁行时间如此之长在世界历史上确不多见，然而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英国政府在圈地问题上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谁都承认，政府颁布的法令从未得到认真执行，有些法令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所以出现，恐怕不排除政府面对农民运动的高涨和开明人士的疾呼而不得不敷衍塞责的可能，否则它就应对那些执法人员予以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在反圈地过程中，政府曾多次颁布劳工立法，制止失地农民四处乞讨，令其返乡或就地受雇。与反圈地法令的贯彻形成鲜明的对比，劳工立法的执行曾将数以万计的失地农民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那么，这些失地农民是如何受雇的呢？无论在原籍或是在当地，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到手工工场做工，因为庄园主所以将他们赶出庄园是为了营建牧场，而牧场所需佣工极为有限，一片广袤的土地只需几个牧童。而到手工工场受雇，也就顺应了由农业向手工业调配劳工的历史要求。由此可见，即使在反圈地法令颁行的高潮时期，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完全背离历史发展的趋势。
    随着手工工场的迅速发展，毛织业与农业争夺劳工的矛盾益发尖锐。这时的政府不仅已经察觉反圈地立法徒劳无益，而且进一步认识了毛织业作为民族工业的巨大意义，于是在1593年，伊丽莎白这位曾数次责令组建检查团调查圈地情况以期匡正的女王一反常态，下令一举废除了自1488年以来颁行的全部反圈地法令。女王的这一决定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然而，当人们几乎还没从对这一决定的反应中醒悟的时候，国会又通过了更具震撼力的法令：在赫里福德郡的马登和布登汉姆圈地。国会的法令不啻为一声惊雷，它震摄了人们的心田，宣告了反圈地立法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圈地高潮的即将到来。此后，国会不断有新的圈地法令制定出台，特别是进入18世纪，颁令数目显著增加，据统计1720-1729年为25个；1730-1739年为39个；1740-1749年为36个；1750-1759年为137个。从18世纪60年代起，颁令次数陡增：1760-1769年为385个；1770-1779年为660个，1780-1789年为246个；1790-1799年为469个；1800-1809年为847个；1810-1819年为853个。（注：第安、科尔：《英国经济的增长，1688-1959年》（P.Dean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剑桥1964年版，第94页。）如果把1593年女王的决定、1608年国会的法令与1593年以前的反圈地立法的流于形式以及“血腥立法”的贯彻执行结合起来思考，那么，我们对政府反圈地立法的真正意图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国会圈地法令的大量颁行极大地推动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而圈地运动的发展又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的背井离乡。基于上述原因，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到手工工场受雇，从而解决了毛织业的劳动力问题。据研究，18世纪，大约有一半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注：王乃耀：《圈地运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载戚国淦主编：《撷英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劳动力当然受雇于许多行业，但主要在毛织业就业则是确信无疑的。
    大量劳工从农业调配到毛织业是否会导致农业的偏废，并反过来限制手工业的发展？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英国工业化启动的过程同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毛织业的同时，大量的土地也就转化为牧场。这显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因为农业现有土地面积和劳动力的比例与以前相比基本维持不变。问题的关键在于手工业发展的优越性吸引了大量的来自未转化为牧场的土地的劳动力。但研究表明，这已经是18世纪的事情，而17世纪以来特别是由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农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提高，劳动工具获得了显著的改进和革新，这不仅使农业劳动力相对以前显得比较宽裕，而且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获得了很大增长。16世纪之前小麦亩产量为6蒲式尔；17世纪中叶已达12蒲式尔；而在18世纪末，产量达到24蒲式尔。粮食产量的提高加强了农业人口养活非农业人口的能力，1700年，一个英国农民可以供应非农业人口1.7人，1800年增至2.5人。（注：王乃耀：《圈地运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这就为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手工业的发展，事实证明，此时的英国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这样，在原料、机遇具备的条件下，英国政府通过政策的作用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销售、资金和劳动力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自然资源、政策以及此二者与历史机遇的综合作用，才有了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腾飞，而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吸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失败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