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更为重视俄国三次革命的实际情况，开始寻求解释俄国革命新方法，加强对俄国史的研究，注意揭示前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月革命间的历史联系。以1905-1907年革命为例，西方史学界对其研究相当深入， 成果显著。 本文对西方史学界研究1905-1907年革命情况作一述评。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性质
    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问题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可以同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另种观点则认为，它应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等号。尽管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评价有分歧，但都不承认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与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的革命。西方学者不想承认，俄国第一次革命不仅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潜在力量。
    西方学者醉心于寻求这次革命的政治前提，他们依据国家与“团体”斗争这一课题，企图证明在俄国解放运动的舞台上活动着的不是三种、而是两种政治力量，即政府和自由派。双方斗争的焦点是政权。结果，俄国第一次革命全部事件都被简单图解为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完全忽视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明显贬低劳动人民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
    绝大多数持“近代化”理论的当代西方史学家将社会和经济的紧张状况、穷途末路的战争、固执而又不问政事的沙皇、“充满宗教狂热的政治首脑鼓动革命”等视为1905-1907年革命的直接原因。一些作者认为，沙皇俄国在其最后几十年中，一直受到结构危机的困扰，而工业化和近代化进程是产生危机的诱因。如德热列米·什涅捷尔曼在《祖巴托夫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年）一书中，重复西里尔·布莱克等人结论，认为西欧进行工业化半个世纪后，俄国进行急剧工业化动摇了社会基础，从而产生闻所未闻的社会问题。
    西方学者对俄国近代化进程何以引起革命的答案不同。一些人将俄国近代化可能性和成绩绝对化了，极力寻求沙皇及其左右的“失误”和自由派的“失算”，日俄战争常常被说成1905-1907年革命的主要原因，从而低估了客观因素。相反，另一些人则强调俄国发展的落后性与独特性，断定俄国社会经济制度特点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如姆·马林《停滞的国家，迟缓的历史》（纽约1971年）一书中指出，适用于西方的近代化方法，在俄国不仅行不通，并且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承认1905-1907年革命前就存在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人民变成政治活动的主体。西班牙史学家姆·福业克在《列宁与1905年革命》（马德里1976年）一书中认为，革命前使沙皇俄国受到震撼的罢工、游行示威、农民运动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国未形成无产阶级的看法为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农民-工人”概念更是根深蒂固。西方传统史学常将俄国工人阶级同西欧无产阶级进行抽象比较。 如德·乌奥勒金《革命前俄国民主政治起源》（伦敦1963年）一书中认为，俄国工人基本上由农民补充，直到1917年， 绝大多数工人仍为村社注册农民，是份地所有者。近代化理论拥护者也拒绝将俄国工人阶级称为无产阶级。尔·阿夫里奇《1600-1800年俄国暴动》（纽约1972年）一书，强调农民涌入城市的消极后果，认为这种农民-工人进城后，失去生活根基，误入宗教歧途，被诱导参加农民起义。
    70年代英美出版了一批研究俄国工人问题的专著，这些著作的提法有些变化。如尔·泽勒尼克《1855-1870年沙俄的劳动力与社会》（斯坦福大学1971年）一书，承认俄国部分工人能够摆脱农村传统束缚，会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但他断言，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并非如此，他把俄国工人描述成“变化频繁的特殊混合体”。
    加拿大史学家尔·尤·德容松不同意这种结论，他在《俄国农民迁徙与劳动阶级：19世纪的莫斯科》（载《斯拉夫评论》1976年第35卷）一文中指出，“进步的无产阶级与原始农民”间并无天然鸿沟，强调将俄国工人阶级描绘成失去生活来源，误入歧途，没有觉悟的观点站不住脚。他在《20世纪农民战争》（载《俄国历史》，1978年第5 卷）一文中认为，工人集体意识不是阶级意识，他们感到自己不是与所有工人有联系，而是与某些集团有联系，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同乡会”得以强化，“同乡会”是产生罢工的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继续把工人运动视为农民运动特殊“延续”，而将农村视为俄国革命的策源地。
    农业问题确是1905-1907年革命的重要前提，但西方学者具体解释这一问题时偏见极大，试图冲淡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矛盾，曲解农民争取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目的。近代化理论拥护者则坚持俄国有通过非革命途径与和平进化的可能性观点，这些人夸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经济、特别是俄国农业近代化成绩，还过分强调“贵族分化”，认为贵族地产减少很快，在经济活动中贵族作用日益削弱，它已无力维护其全部政治特权。如斯·格·普什卡科夫《1811-1917年近代俄国》（纽约1963年）一书和尔·帕伊普斯《旧体制下的俄国》（伦敦1974年）一书都认为，农奴制废除后到俄国第一次革命前，贵族失去三分之一土地，作为阶级它“失去自己经济基础，而在政治方面通常无所作为”。
    应当指出的是，60年代后西方史学界开始较客观地研究农村中的革命前提，一些西方史学家对沙皇俄国顺利进行近代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明确指出革命前沙俄贵族已分为不同阶层。如德·菲勒德在《农奴制的终结：1855-1865年俄国贵族和官僚》（剑桥1976年）一书中，强调农奴制始终是俄国政治基础，决定全部社会和经济关系，并认为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使农奴制残余得以延续。德·赫姆别尔格在《1905年革命前俄国贵族》（载《俄国历史》，1979年第38卷）一文中指出，革命前沙皇政府“失去了自由派和保守贵族的有力支持”，作者认为“沙皇及其左右无力挽救持续的农业危机，无力解决农业问题”，是贵族不满的主要原因。由于1902年保守贵族倾向改革，1902-1903年自由派贵族激进起来，从而形成革命前提，统治阶级开始不满现存制度，不愿继续维持现状。
    美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勒·哈伊姆松《1905-1914年俄国乡村政治》（伦敦1979年）一书也认为，三万名贵族地主，实实在在管理着俄国农民，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方面监督农民，因此，这些人实际驾驭着省官僚机器的方向。
    西方史学界臆造革命前俄国“贵族分化”加强的理论，回避了改革后农民经济上对地主的依附，不承认大土地所有制和对农民的半农奴制剥削是改革后农村的基本矛盾，是农村贫困和社会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