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不去深入研究地主对农民盘剥形式，而是片面看待村社问题，将村社对农民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绝对化，将其视为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看法在西方史学界几成定论。根据这种意见，村社使农民难以进入城市，所以村社是农民赤贫的原因，促使农民成为革命力量。
    可将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农民运动根源，村社作用的看法，归纳成下列几点：政府不得不帮助村社阻止农村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避免城市人口爆满；但这引起农业移民，农民地少，贫困和社会紧张状态。
    根据近代化理论，当代西方史学家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原因和农民运动根源时，偏重于探讨政府农业政策的失误。一些学者指出，政府似乎过高估计了俄国农民经济条件，使其承认近代化的全部负担；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失误在于，它未能将农民解放与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第三部分学者则坚持，由于政府坚持保留村社，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受村社奴役，以及纳税等等，结果农民不满与日俱增。由此可见，近代化理论将农业问题归结为村社的不良影响和政府政策的失误。
    尽管西方史学家对这次革命的原因看法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围绕沙皇政府和其政策得失做文章。而实际上，20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1900-1903年工业危机使国内矛盾加深，日俄战争的爆发，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些才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产生的原因。
    工人运动问题
    西方史学家通常否定工人阶级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甚至部分史学家将1905年工人运动说成工联主义运动，避而不谈革命初期俄国无产阶级就积极同专制制度和自由资产阶级斗争。
    西方史学家对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相互关系问题意见不一致。下列著作较有代表性，斯·什瓦尔茨《1905年革命》（芝加哥-伦敦1967年）一书断言，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与社会民主力量无关，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支显著力量”，“但同工人群众联系薄弱”。作者并想使读者相信，似乎孟什维克更接近群众。英国史学家勒·科钦《革命中的俄国》（伦敦1976年）一书认为，彼得堡1905年1 月工人运动是纯自发性的。社会民主党并非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德·什涅依捷尔曼对此评价比较客观，他在《祖巴托夫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从19世纪末起，工人开始对“社会宣传很敏感”。他还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使工人不断与政府发生冲突，并懂得必须采取政治行动。
    西方史学家承认1905年1月9日事件后，社会民主党影响增加。但力图将这种影响限定在“临时联盟”范围内，继续认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根基甚浅”。不承认工人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根据他们意见，工人为维护其经济利益，仍向往在沙皇制度的卵翼下建立合法组织，为此竭力夸大某些落后工人重设加邦会议的要求。
    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同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联系密切。多数西方史学家力图将工人经济斗争形式绝对化，降低其政治斗争的意义。如1973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历史手册》一书中，武断地认为，一月工人运动是自发的，旨在满足经济利益。斯·什瓦尔茨在其著作中也认为，直到1905年10月以前，工人经济斗争为主，工人在其要求中所加的政治口号只是“装潢门面”。
    西方史学家夸大1905-1907年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经济性质，目的在于将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使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分开。但事实证明，工人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西方史学界对苏维埃产生及其阶级实质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露骨地贬低群众在创建苏维埃中的首创精神，明显夸大孟什维克作用。这种偏见在什瓦尔茨著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他试图证明孟什维克是建立苏维埃首倡者和其领导者，而布尔什维克只是“怀疑地看待苏维埃”。第二种观点评价孟什维克在建立苏维埃中作用时比较审慎，一般认为，苏维埃是自发产生的。如联邦德国学者克-恩·鲁夫曼《苏维埃俄国》（慕尼黑1971年）一书，将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劳动人民直接倡议自发地产生的苏维埃，称为革命自治机关。科钦也得出类似结论，他承认1905年11月初列宁回国后不久，就对建立苏维埃感兴趣，但他却认为苏维埃是“村社传统会议”的延续。第三种观点则将苏维埃产生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美国史学家普·阿夫里奇试图将苏维埃产生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则断言，建立苏维埃想法是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暗示。
    西方史学家虽对苏维埃解释有分歧，但都力图把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党“分开”，夸大孟什维克作用，或者认为是由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苏维埃，明显贬低人民群众独立的历史创造能力。
    西方史学家阐释俄国革命中工人运动时偏见极大，歪曲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歪曲作为1905-1907年革命领导者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