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农民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要求内容、农民斗争形式、农民运动成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片面地对待农民要求问题。以德·基普《俄国社会民主政治起源》（牛津1963年）描写农民运动特点的著作最明显，他断定，农民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保持着忠君思想，他的结论是，1905 -1907年农民运动是保守的。 而帕伊普斯著作则将俄国农民视为愚昧无知的拥戴君主的力量。有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评价比较客观。如乌奥勒金认为，日俄战争期间，特别是革命开始后农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农民提出取消等级制度，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作者试图证明，农民的政治要求完全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纲领，由此他认为，在这次革命中自由资产阶级起了关键性作用，而农民运动只是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后备力量。科钦注意到农民除经济要求外，还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作者指出，土地远非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农民提出的要求有：农民和其他等级纳税权平等，降低间接税，加强乡村教育，没收教会土地等。但他把农民运动视为与外界隔绝的自发性的地方性运动。
    尽管西方史学家对农民要求的内容看法有分歧，但都认为这一时期农民运动是不问政治的经济运动，农民本身愚昧无知，盲目效忠沙皇，农民运动未超出现存制度范围，丝毫未威胁到沙皇制度。
    西方史学家认为无政府性、自发性、无约束性是农民运动突出特点。这种评价也影响了对农民斗争形式的看法。实际上，农民斗争随着革命发展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有明确目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农民组织的最高形式，农民共和国成为新革命政权的萌芽，苏维埃以及“共和国”产生证明农民阶级意识增长，农民由皇权主义者变成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西方学者对农民运动参加者成分研究很薄弱。多数人认为，农民常常“聚众”行动，如基普认为，与城市不同，农民存在重要的社会差别。姆·佩里在《1892-1905年俄国农民》（载《经济史》，1961 年第3期）一文中强调，多数情况下，农民参加运动是整个村庄一起行动。混淆农村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得出中间农民在农村革命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结论。
    西方史学家否认1905-1907年革命中存在工农联盟。一些人认为，这次革命不存在工农联盟问题，他们虽承认工农间有一定联系，却企图将这种联系说成“农民-工人”与其“村社”的日常联系。
    同时他们声称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特别对农民影响甚微，言外之意是说明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完全脱节”，而社会民主党纲领未反映农民根本利益，这种观点最露骨的是基普的著作，他断定所有政党和组织对农民影响都不大，并力图使读者相信，社会民主党纲领只适合工人需要。
    但有少数西方史学家对社会民主党对农民影响问题评价比较客观。如科钦不否认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全俄农民协会间联系，比较注意社会民主党同农民运动间相互关系，但作者低估了无产阶级斗争对农民运动发展的影响。佩里的文章也坚持这种观点，承认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有相当大影响。
    西方学者上述观点，意在说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缺乏工农联盟，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运动发展影响甚小。实际情况则是，农民代表苏维埃是这次革命期间农民组织的最高形式，农民共和国成为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农民阶级意识增强，由皇权主义者变成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这些证明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证明工农运动之间的一定联系。
    自由派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革命中自由派研究极为重视。意在弄清自由主义模式是否适用于俄国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自由主义模式在俄国行不通，因为俄国的自由主义是“舶来品”，而“文化移植”很难在异国他乡“嫁接成功”，并坚持认为俄国自由派未能认清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俄国自由派不仅熟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俄国这方面条件得天独厚，自由派制定很多符合俄国实际情况的决定。
    西方学者极力寻找俄国自由派失败原因，避免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悲剧”重演。美国史学家乌·罗津别尔格在《俄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者》（普格斯顿 新泽西 1974年）一书中认为， 俄国三次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经验，在“当代情况下完全可以利用”。
    西方学者对俄国自由派阶级实质问题观点一致，认为俄国自由派具有“超阶级”性质，即所谓“知识分子”性质。如1970年剑桥（马萨诸塞）出版的尔·帕伊普斯所著的《1870-1905年左派民主主义者》一书，就是采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司徒卢威的。多数西方史学家断言，俄国自由派是“超阶级”运动，而立宪民主党是“公众”利益的真正代言人，反对沙皇制度的“领导者”，企图将自由主义纲领描绘成最理想方案，而这种方案似乎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和平进化并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
    西方学者夸大自由派作用同时，力图推翻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学说，曲解工人和农民革命斗争实质，以便最终推翻俄国革命的人民性质。
    西方史学界研究俄国自由派和沙皇政府相互关系问题时，对是自由派还是政府的过错，以及为何在1905-1907年革命中二者未找到共同语言最感兴趣。部分学者谴责立宪党人失算，这些人通常将立宪党人视为与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强战士，“公众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另一部分学者谴责政府失算，“不明智”的政策使立宪党人向左转，与革命民主派合流。
    从六七十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评价俄国自由派活动。如勒·科钦《革命中的俄国》（伦敦1966年）一书承认，1905年10月17日宣言之后，立宪党人完成向右转变过程，作者认为，第二届杜马中立宪党人已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以免招致杜马解体。1972年第50卷《斯拉夫和东欧评论》发表了德·托马科夫《斯托雷平与第二届杜马》和德·齐麦尔曼《立宪民主党人和杜马》的论文，前者认为，第一届杜马解体后立宪党人影响日小，这给斯托雷平提供拉拢立宪党人的良机。后者认为，立宪党人从来不是革命暴力行为的真诚合作者，在杜马工作每个环节上，从每个细节到大的政治问题，立宪党人都力图避开争议问题和潜在的冲突因素。尔·皮尔松《论俄国温和的反对派政党》（伦敦1977年）一书认为“由于惧怕工人运动和革命，温和党更倾向于保住立宪体制”。姆·勃列涅尔德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十月党人与1913-1914年俄国社会危机中的上层人物》（载《俄国评论》，1979年第39卷）一文中强调，十月党人害怕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害怕在政府和起义的工人与农民之间进行选择。
    立宪党人幻想将群众革命运动引入议会斗争轨道。换言之，立宪党人所以批评专制制度，是因为它造成了革命土壤，所以才向政府献策，来抵御无产阶级进攻。实际上，立宪党人幻想建立反映其阶级利益的那种国家政权，目的在于加强和扩大其统治，进而摆脱革命威胁。
    西方学者夸大自由派的作用，意在推翻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曲解工农运动的实质，最终否认这次革命的人民性质。自由派的作用是过渡性的，他们的垮台同其立宪的幻想一样不可避免。他们无力改变历史进程。历史证明他们有关“复兴”国家的良策根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