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对内政策问题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革命期间沙皇对内政策研究，侧重于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政策。
    沙皇被迫颁布1905年10月17日宣言，许诺设立法杜马和给公民以自由，同时取消赎金。西方史学家通常将这一天与开始“立宪”联系起来，并认为是自由派迫使政府立宪。乌奥勒金认为，沙皇除放弃专制制度外，已别无选择，将沙皇制度让步归结为自由派的特殊功劳。
    1972年伦敦出版了格·麦林德热尔等人著的《维特伯爵和1905年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一书，集中研究维特观点和活动，作者声称10月17日宣言准确再现了1905年维特所持观点，维特希望建立能消除革命的新制度，使俄国社会适应新的世界条件。
    西方史学界对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兴趣有增无减，至今继续讨论沙皇制度进化可能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对这次改革的目的、进程和结果争论不休。很多西方学者将斯托雷平农业改革与1905-1907年革命割裂开。美国史学家德·叶尼围绕这次改革写了很多文章，但绝口不提革命。1976年波尔德（哥伦比亚）出版了姆·什康罗依的《斯托雷平与末代沙皇的基本政策》一文，相当详细研究了“斯托雷平草案”，力图将其视为“进步之举”，但作者未注意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进程。
    德·托克马科夫在《评斯托雷平改革》（载《俄国评论》，1971年第30卷）一文中，对改革目的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这次改革旨在“进一步破坏封建镣铐，唤起人们私有本能，最终建立小农场主的资产阶级社会。德·阿克京松在《俄国公社统计》（载《斯拉夫评论》，1973年第32卷）一文中，将改革描写成保证资本主义起步的纲领，甚至将其誉为“经济计划的最早尝试”。
    西方历史著作中也有较谨慎评价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如阿·格尔申隆在《历史的连续性和其它》（剑桥1968年）一书中，强调改革屈从于政治目的。作者认为，对斯托雷平来说，建立可靠的社会支柱，政府方能与社会抗争。1973年伯明翰出版的尔·曼京格的《欧俄部分的村社》一书断定，正是1905-1907年革命迫使政府懂得了，村社不再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支柱，却是革命的潜在因素。
    很多西方史学家对沙皇制度近代化能力表示怀疑，如英国史学家德·霍斯金格指出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彻底性，斯托雷平想“干预地方自治局活动和协调其职能，但触及到领地贵族利益，而难以改革”。美国史学家乌·平捷尔指出斯托雷平农业改革无力解决农业问题。
    总之，西方史学家否认1905年10月17日宣言和斯托雷平改革的被迫性质。歪曲地主对农民半农奴性质的剥削。恰恰这场改革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沙皇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综上所述，西方史学家围绕1905-1907年革命的主要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革命作用学说，否认这次革命历史必然性，否认它与俄国后两次革命的历史继承性。西方学者不想承认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回避这次革命爆发的深刻客观原因。换句话说，西方学者对这次革命研究偏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