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对新中国发动过全面经济战。美国对华全面经济战具体何时发动？为何发动？如何发动？包括哪些内容？对这些有关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史的基本问题，史学界迄今未作全面系统阐释。本文试图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的有关档案资料及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些解释，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同侪。
    一、中国介入朝战前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1950年10月中国介入朝战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曾经历过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自1949年初到1950年6月朝战爆发，历时一年半。其时美国决策集团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是：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这明显反映出美国决策人仍然相信美国对中国具有经济影响力。1949年2月问世的NSC41号文件断定中共接管政权后势必要遇到非常棘手的善后问题，包括人口压力、粮食供应、工业重建等经济难题，并称不消数月就能看到这些难题使中共困窘的“第一批迹象”。不消数年这些难题就会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全部破坏性力量。而美国和西方却拥有充足的资本和现代管理技术，中共要解决其经济和管理难题唯有求助于美国和西方一途。美国决策人由此断定美国在经济领域拥有影响中共政策和中苏关系的“秘密武器”（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远东：中国》（Edited by United States or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 East:China），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74年版，第491-495页。）。41号文件因而规定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允许恢复新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世界的正常贸易关系。文件参照当时美国对苏联、东欧和北朝鲜施行的禁运政策，具体规定除直接军用品外，因“战略缘故”禁止或严格限制向苏联、东欧和北朝鲜出口的“非军用物资”可向中国出口；某些对美国安全“有重大关系”，而中国经济又非需要不可的战略物资，如某些重要工业、交通和通讯设备，只要中国保证不向苏联及其“卫星国”转售，可向中国出口。为防止这些重要物资通过中国转口苏联东欧地区，美国也可根据战前标准对中国工业需要量作出估计，按实际需要供给。至于私商对华贸易及对华大宗非战略商品贸易，文件规定应“只受到最低程度的管制”（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远东：中国》，第830-834页。）。
    41号文件虽然也对中国与西方贸易作了诸多限制性规定，但较之美国加之于苏东和北朝鲜的限制要宽松得多，与其构成了明显区别。美国决策人相信这种政策具有灵活性，不但可使日本恢复其经济得到必要的粮食原料，以及保证美国从中国继续获取战略原料，而且可在战略上造成中国对美及西方的依赖，有助于促成中苏分裂，实际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这一战略目标。
    由于中国经济的确落后，又处在长期战乱后的恢复期，NSC41号文件中有关对华贸易和限制性规定一时不会直接损害中国经济，美国作出这些限制性规定也不是要刻意阻止中国恢复经济。而其中的非限制性规定对于经济残破、亟待恢复的新中国却具有重要意义。41号文件颁发后的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中日贸易额约达4千万美元。中美贸易额也有较大程度恢复。1949年全年，美国对华出口额0.83亿美元，进口额1.064亿美元，进出口额合计约2亿美元（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7页。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换言之，新中国成立第一年，美国仍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1949年12月制订的NSC48/2号文件重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其主旨与41号文件确定的政策大同小异。
    1950年6月25日，朝战突然爆发，美国立即调整其对华贸易政策，决定扩大对华1B产品的出口控制范围，把对苏东国家施行的更严厉的贸易控制措施施用于对华贸易，尤其是扩大到石油产品供应。6月29日，美国务院中国事务助理主任弗里曼（Freeman）通知英国驻美大使馆，称国务院已通知美国在华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及停止与中国洽谈新的石油产品供货合同，要求英国通知其在华公司也采取类似行动（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东亚与太平洋》（Ed-ited b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77年版，第640页。）。6月30日，国务院下令停止签发运往中国的1B产品出口许可证。为贯彻对华贸易控制意图，美国还强迫英法等国一律参加对华石油产品禁运。7月28日，美国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强迫有关国家一致认可对中国施行6种石油产品禁运行动（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东亚与太平洋》，第658页。）。
    对华施行石油产品禁运无疑是朝战爆发后美国放弃此前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对华政策，转上对华全面敌视政策轨道的突出标志。但是，NSC41和48/2号文件规定的对华贸易基本政策并未完全放弃。美国与新中国的贸易仍在进行。其它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不但继续进行，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所扩大”。到1950年11月，美中贸易额仍维持每月800万美元的水平。而在1950年全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约为8.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2/3（注：唐·T·詹姆士著：《英国遭遇革命的中国，1949-1954》（James,Tuck-Hong-Hong Tang,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54），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概而论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1950年6月朝战爆发前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朝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虽然已失去其第一阶段具有的灵活性，日益僵硬，但还未被纳入对华遏制轨道，不属于对华全面经济战政策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