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令人瞩目且不可逆转，于是“全球化”这个概念不仅频频出现于学界，也屡见于坊间，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它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产物；换言之，是缘由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纵深发展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一体化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算短暂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绝非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想。对于本文所要论及的“全球历史观”，以及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所出现的现当代西方学界的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也应当作如是观。
    一
    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人类由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为相互依存、联成一体，曾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至20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以整体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新变化，势必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在本世纪上半叶，文化形态学派的史家，以其思辨型的世界史著作，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客观的世界历史的图景，对19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观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挑战，为20世纪历史学家重构世界史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后，在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于是把本世纪的世界史的重构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显示出了它的创新的特征。这种创新莫过于“全球历史观”这一新的世界史观的出现。
    “全球历史观”是由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直接导源于1955年他发表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他根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急遽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由此而醒悟到传统的世界史已为现实所不容，也必须“重新定向”。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133页。）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7页。）这里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为“全球历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2页。）
    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的对立。这里不妨列出两点对此作些说明：
    其一，“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而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他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58页。）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映。
    其二，用“全球历史观”重构世界历史，要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或列国志）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在西方，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丁·坎普贝尔辑集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史》（38卷）至本世纪初由H·S·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以及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大体上却还不能脱离国别史汇编的窠臼。与此相反，巴勒克拉夫主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58页。）因而，要“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
    显然，这是有的放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传统的世界史即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而言的。正如我国学者吴于廑所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此论与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可谓是珠联璧合的真知灼见。
    从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他的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世界史重构不绝如缕，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其中有：科恩和瓦尔贾维克的《世界史》（1952-1961年）、曼恩的《普罗皮兰世界史》（1960-1965年）、瓦格纳的《历史学家和世界史》（1965年）、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瓦特和斯宾塞及布郎的《20世纪世界史》（1967年）、伊斯顿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1968年）、丹斯的《大同世界史》（1971年）、巴特菲尔德的《论中国史和世界史》（1971年）、托马斯的《世界史》（1979年）、哈考特和罗宾逊的《20世纪世界史》（1979年）等。
    此外，晚近以来，西方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也对世界史的新的体系作过不少探索，并与前述的世界史重构发生交互的影响。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当数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论资本主义农业及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和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1600-1750年）》中，用他自撰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新术语，主要从经济、贸易纵论了“世界体系”，在7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沃勒斯坦仅从经济这一点来考察“世界体系”当然是不够的，但他从整体或全局着手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宏观方法，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化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当代世界史的重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