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平心而论，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很明显地受到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前言中，巴勒克拉夫曾明确地告诉过读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史体系的创新，他除出版影响广泛的《全球通史》外，又先后出版了《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
    创新离不开继承，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在对旧传统与陈见予以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的一种继承，在史学发展史上，无论是某个学派的赓继，还是某种学说的繁衍，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在这里，世界史编纂体系的创新也是这样。因此，回顾与概括一下前人在世界史写作中的类型，更可显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这方面的成就。
    吴于廑曾说过：“世界史的编写，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名词的现代含义，我看是从古就有的。当然，古代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它要小得多，狭隘得多。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个古代史学家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注：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如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所撰《历史》与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所著《通史》，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史。这当然是世界史编纂中的稚拙形态阶段，自此后编撰世界史的史学传统并未泯灭，而是一线相传，直至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新作的问世。就其世界史的类型，自古迄今可否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种：
    1.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所知的世界史，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是当时西亚、北非和希腊等地区的一部“通志”，具有通史的特点。伏尔泰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为《风俗论》），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这种类型的世界通史著作的特点是：内容宏富，视野开阔，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所倡导的“总体史”或“全球史”，实际上是这种类型的世界史体系的复活与前进。
    2.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以罗马世界的政治军事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交往，他所要描述的“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以罗马为主体、以周边“蛮族”为附体的“罗马世界”而已。兰克所撰《世界史》，无疑是一部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意在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开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关注国际关系。由于兰克的努力，形成了这种以政治、军事与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史式的世界史编纂传统。
    3.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圣奥古斯丁撰《上帝之城》，称天地间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一部世界史就是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的发展过程，这种进程依神意的安排而定，整个人类是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的。中古德意志史家鄂图在奥古斯丁双城说的基础上，撰《双城史》，综合叙述了自《圣经》中创世纪起至1146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基督教神学思想为指导而撰写的世界史，大多是一种普遍的、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通史，一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的旨意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它已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它是后世世界史编纂继续发展的沃土。
    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斯宾格勒撰《西方的没落》，开始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汤因比撰《历史研究》，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世界史体系，把斯宾格勒的8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试图对世界历史作出整体上的归纳与概括。尽管他们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宏观世界历史的壮丽图景，但严格说来，他们两人的理论探索，并不能代替世界史编纂工作本身，无论是《西方的没落》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辨。
    通过以上的回顾，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再来探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可以看出他在当代的形势下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既有继承，又富有创意了。通览全书，他体现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1.典范性。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重新构建的世界史潮流中，这部《全球通史》，因其大别于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的陈见，因其运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其由历史学家个人独著而别具一格，因其对同时代世界史的重构所起的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享誉学林，成为体现巴勒克拉夫所倡导的“全球历史观”的典范之作。
    2.整体性。这里所说的整体性是指斯塔夫里阿诺斯用新的全球眼光来重新考察世界历史。在《全球通史》一开篇，著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是因为他打破了以兰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世界史体系，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视角来展开世界史，书中所要表述的重点不是依据旧传统或凭空而来，而是取决于哪些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以及取决于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落笔之轻重，是从全球观点和全球范围出发，而服从于全书所追求的全球格局这一宗旨的。
    3.当代性。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世界史的研究不应泥古不化，而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当代性决定了全球性，因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而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而且是世界史的灵魂。当代性的一层含义在于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在于世界史与当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历史学家从当代出发去考察和撰写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全球通史》是当今世界的一部“资治通鉴”，难怪汤因比在读了此书后说道：它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括各种选择和可能性的未来。如此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已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也不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5个世纪中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的考察，而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这也是《全球通史》既与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相类但又超越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