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构是革故鼎新，是对旧传统的批判和扬弃，它需要创新，需要历史学家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去完成。巴勒克拉夫不仅以其重构世界史的新说影响学术界，更以其成功的史学实践参与现当代的世界史的革新潮流。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这是他一生众多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作者长久以来对当代世界史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是他准备着手撰写的《19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一书的理论纲要，是现当代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史学新潮流的具体反映。
    《当代史导论》具有很显著的特点：
    1.从世界整体，而不是从某个地区或国家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导论》的重大价值不在于作者对19世纪末（巴勒克拉夫一般把1890年作为当代史开端的年份）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全书所显示的“全球性眼光”（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或他所说的“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从总体上看，《当代史导论》不是从某一局部来陈述的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的世界史。为此，他抛弃了西欧中心论，对这一陈说的批判，随机触发，贯穿全书。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例如，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了1898年至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结束，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而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于是他正确地提出：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的转移。在他看来，为了反映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势，历史学家不只是在传统的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节以叙述之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应从总体上作出考察与安排，这就必须具备他所说的“全球性眼光”，亦即观察世界的整体性观念。
    2.《当代史导论》进一步开拓了当代史研究的视界，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巴勒克拉夫指出：“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全书八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专章论列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它不是一部以时间为序的逐一记述的当代政治军事史，而是广泛涉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范围广阔、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与内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方传统史学著作迥然不同。
    3.《当代史导论》的贡献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巴勒克拉夫探索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法是宏观的方法，即前已述及的用一种辽阔的“全球性的眼光”来考察世界。需要另外涉及的是，他运用的方法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他反对历史主义历史学家所沿用的“上古-中古-近代”三分法，在《当代史导论》中作出了具体的贯彻。有史家提出用“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来取代传统的三分法，巴勒克拉夫断然拒绝这一新的分期法，在他看来，以“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发展次序来取代“上古-中古-近代”的新三分法，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总之，他不赞同传统的线型的历史研究法，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他尤其非议历史主义史家那种把历史看作连续发展的观点，认为“连续性决不是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在方法论上，他反对那种不把当代史视作一门学科的观点，而应当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构想，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这里，还应提及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本地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过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旧的世界史观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的世界史的三分法也不见了，主编者在立意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中，力图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进程。这本地图集在1978年的出版，是当代世界史重构中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也颇能体现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