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柔克义的意见使罗斯福有些泄气，但他不能容忍中国人成功地收回粤汉路权。他深信，中国人只对武力屈服，只要向软弱的中国政府施加重压，不容它不向美国低头。中国政府虽于8月15日批准了协议，但那并不重要。只要摩根愿与美国政府合作，愿继续保有粤汉路权，那他罗斯福就定能迫使中国让步。8月17日，罗斯福再次给摩根写信，谓保有粤汉路权对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至关重要，请求摩根不要急于召开股东大会对协议进行表决，以便美国政府有时间迫使中国在粤汉路权问题上让步（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IV,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277～1279.）。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指示柔克义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进行威胁。8月12日，柔克义在致清外务部的备忘录中，硬说缔结协议的谈判“不合常规”，不仅外务部不曾参与其事，而且谈判也是秘密进行的，“美国政府将不承认这个行动的效力”。柔克义还说，罗斯福总统极不满意中国人在这件事中对“事实的歪曲”与“说谎”，“中国当然不想美国政府敌视它，但它却千方百计这样做。美国政府期望中国政府推翻地方总督的行为”。柔克义满以为他的威胁能使中国政府意识到，是它的纵容、默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注：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I,Vol.14.Wilmi-ngton,Delaware:pp.176～177.）。但是，柔克义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罗斯福一面通过柔克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一面向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提出交涉。8月19日，他指示国务院转告梁诚，他“极为反对”中国人在此事中的行为（注：见Braisted，前引文。）。24日，他又通过同样渠道告知梁诚，没有美国政府的同意，就不承认中国取消粤汉路权的法律效力。他希望梁诚在美国政府表态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注：见Braisted，前引文。）。梁诚为寻求事件的尽快解决，在28日向罗斯福建议，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同意将南满铁路售还中国，则中国允诺给美资以贷款优先权，作为美国失去粤汉路租让权的补偿。罗斯福当天即拒绝了这一妥协办法，仍旧坚持中国取消粤汉路合同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注：见Braisted，前引文。）。
    摩根与合兴公司的股东们在中国人民收回粤汉路权的坚决态度面前，决定放弃。28日，罗斯福约见摩根，试图说服他。但摩根不愿再坚持下去，因为既然中国人执意要收回路权，“继续坚持下去冒险性很大”；股东们应得的只能是损失赔偿费，何况中国人所给的数额“可能大于任何仲裁团体所能裁定的损失赔偿费”（注：Elting E.Morison,the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IV,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303.）。次日，合兴公司的股东终于投票赞成6月7日的协议。助理国务卿卢米斯通知梁诚，既然合兴公司的股东们已经做了决定，美国政府不再干预这一解决办法。当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了《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
    为挽回面子，罗斯福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谓摩根在与政府商量后，决定接受政府的意见，同意将粤汉路权售还中国人（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90.）。这一声明等于承认他的一切外交干预完全归于失败。但是，罗斯福对丧失粤汉路权一直耿耿于怀。他在9月6日致斯特恩博（Speck Von Sternburg）、16日致里德（Whitelaw Reid）的信中，都流露了无可奈何的惋惜之情。他提到粤汉路权丧失的原因有：（1）摩根与其他股东不想坚持；（2）公司曾将股权售与比利时人；（3）中国人处理事件的方式不合常规；（4）他本人干预得太迟，“如果我一开始就与国务院在此事上保持更为密切的接触就好了。那我就会提前采取严厉措施，反对该公司的美国股东将股权售与比利时人，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我相信我一定能将此事办好”（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IV,Harvard Universi-ty Press,V,p.15,p.15 and pp.29～30.）。罗斯福不可能懂得，他这次面对的是觉醒的中国人民，他的威胁与高压手段是不能奏效的。
    三、罗斯福插手粤汉路权交涉的原因
    罗斯福为保住粤汉路租让权，是费尽心机、花了大气力的。他不惜越过国务院，亲自出面与中国驻美公使交涉，给美国驻华公使发指令，使尽恐吓、威逼之能事。本来，国际间商务合同的当事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若一方违背合同，另一方有权宣布废止合同或根据规定索赔。合兴公司不仅不按合同的有关规定筑路，而且将粤汉路权转售比利时人，严重违反了粤汉路租让合同。中国方面提出废止合同，完全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罗斯福却不能容忍中国的废约行动而积极加以干预。其间，他多次指示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向驻美公使梁诚施加压力，甚至声言，没有美国政府的同意，中国断断不能收回粤汉路租让权，其蛮横无理真是无以复加。罗斯福之所以如此卖力插手粤汉路权纠纷，甚至不惜乞求摩根配合他的行动，是有原因的。
    首先，粤汉路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不仅表现在它本身就是一笔价值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在于它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一向重视铁路建设，深知铁路对促进贸易、扩大市场的重大作用。参议员贝弗里奇（Albert J.Beveridge）就曾强调，修筑铁路是美国资本抢夺中国市场的关键步骤，“铁路修筑到哪里，贸易就伸展到哪里”（注：Michael H.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37.）。粤汉路是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得的第一条价值重大的铁路。控制了中国中南地区的这条大铁路，就意味着铁路所经省区便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无疑在经济上会给美国资本带来无尽的财源。而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展必然会给美国资本进一步控制中国创造条件。罗斯福之所以积极插手粤汉路权纠纷，并非是对一个经营业绩很差、信誉狼藉的私人股份企业的得失感兴趣，而是将粤汉路权的得失与美国在华整体经济利益的得失联系起来考虑的。
    其次，罗斯福还很重视粤汉路权带来的政治利益。他一向把对外经济扩张看作是扩大美国政治影响、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合兴公司本来就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驻华美国公使馆的大力协助下，才获得粤汉路租让权的。一旦丧失，不仅会使美国扩大在华政治影响的希望落空，而且会损害美国政府的声望。《纽约时报》在1905年8月29日曾发表评论说，粤汉路权的得失已不纯粹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89～190.），关系到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与威望能否保持的问题。政治方面的考虑正是罗斯福极力阻挠中国收回路权的重要原因。而摩根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实业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罗斯福不同。他算的完全是经济帐，他看到中国方面收回路权的理由充分，态度坚决，自忖坚持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且，他对中国方面所出的赎金感到满意，便决定放弃路权。美国史学家霍华德·比尔对此评论道：“企业并未要求政府给予帮助，而政府却乞求企业帮助保持国家的威望”（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90.）。
    再次，从列强在华争夺态势来看，放弃粤汉路权，将阻碍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其竞争对手则可以趁机排挤美国的势力。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这一点，不能不引起罗斯福的重视。事实上，就在粤汉路权交涉期间，英国已表示愿意贷款给中国赎回路权，德、法、比等国也都愿在中国收回粤汉路问题上提供资助。这些消息传到华盛顿，罗斯福更觉得不能轻易放弃粤汉路权。
    最后，罗斯福超越常规，积极干预粤汉路权交涉，对中国耍蛮横态度，与其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思想也有关系。他一向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弱国、为“落后种族”；而美国是强国，是“优越种族”，所以他对中国人说话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中国人竟然敢在粤汉路权问题上向美国叫阵，这是罗斯福从心理上、感情上不能接受的。
    然而，罗斯福还是白费心机。他的干预并未能阻止中国收回粤汉路权。他不懂得，觉醒的中国人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挽回利权”运动，不是他向清政府施压就能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