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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1-13世纪中叶：王朝回归。11世纪，当卡佩王朝尚未表现出任何衰败迹象时，法国却出现一些对王统延续颇为不利的拉丁传奇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预言，卡佩王朝只能有七代国王，其后将告终结。尽管说当时的一些国王廷臣力图证明传奇文学中的“七”字（septem）乃是“永恒”（sempitemae）一词的误用，但关于卡佩王统的传承性和合法性却仍无合情合理的解释。1180年，卡佩王朝第七代国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继位，而此间有关“七代而终”的传言并未消失，但腓力二世的婚姻及时（也是暂时）化解了王统危机，因为他娶了埃诺的伊萨贝拉（Isabelle de Hainaut,1190年死）为后，而伊萨贝拉据称是加洛林王朝最伟大的君主查理大帝的后裔。卡佩王朝的君主由此开始宣称：法兰西王统在经过约两个世纪的迂回后，如今又成功地实现了向加洛林王朝的回归（注：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82页。）。在此后一段时期里，王朝回归观念曾颇为流行，当时的一些史学著作对此多有述及。 第二，13世纪后期：母系溯源。“王朝回归”观念并非无懈可击，因为这一观念的存在是以承认卡佩王朝最初七任国王不属于加洛林王朝血统为前提的，因此，它很容易使人对卡佩王朝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产生怀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3世纪后期，卡佩王朝的一些文人开始通过贵妇阿维兹（Havise）而将卡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联系起来。阿维兹是卡佩王朝开国君主于格·卡佩的母亲，据说（仅仅是据说）她是加洛林王朝末年具有王室血统的加洛林公爵查理（975-约992年）之女，而且她还是腓力二世之妻伊萨贝拉的远祖（注：详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5286号，第195卷；3826号，第77卷；4918号，第315卷。）。这样，通过对母系血统的“追本溯源”，卡佩王朝的所有成员均顺理成章地变为加洛林世系的传宗接代者。法国封建王朝血统的延续性问题至此似乎已顺利解决，然而，随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却使这一本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又变成了问题。 第三，14-15世纪：父系溯源。如前所述，在13世纪下半叶，人们是通过母方世系而将卡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联为一体的，在女子未被排除出王位继承权之前，这一技法尚属名正言顺。1328年，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1322-1328年）死后无嗣，其旁支瓦洛亚家族的腓力凭借血统关系和政治实力而取得王位，此即瓦洛亚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腓力六世（1328-1350年）。与此同时，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又以法王查理四世外甥之资格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为了从理论上挫败英方的要求，瓦洛亚王朝从古代的《撒利克法典》中寻找出有关“女子不得继承任何土地遗产”等条文并对之加以适当的修改，从而证明英方的要求是违法的和非分的。虽然说这一论证方法满足了瓦洛亚王朝的一时之需，但按追溯既往之原则，它却使得刚刚平息下来的卡佩王朝立国之合法性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疑点。不过，对于一批善于附会的中世纪法兰西文人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并无太大的困难，他们开始回避卡佩王朝的母系血统问题，转而从父系方面来寻找（或者说制造）它的立国依据。15世纪初，法国早期人文主义作家让·德·蒙特罗伊（Jean de Montreil）即写道：“直至今日，三大王朝一直是法兰西的君主。第一个是墨洛温王朝；第二个是查理曼之父丕平的王朝；第三个是于格·卡佩的王朝，有人认为它出自地位卑劣之世系。（注：14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曾将卡佩王朝的建立者于格·卡佩视为屠夫之子。参见德拉格朗热：《于格·卡佩之歌》（E.de Lagrange,Lagrage,LaChanson d'Hugues Capet），巴黎1864年版。）……（实际上，于格·卡佩的）父亲是查理曼的后裔，其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注：在中世纪法国，关于于格·卡佩之母阿维兹的血统问题有多种传说，蒙特罗伊在此所取的是与本文前述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参见蒙特罗伊：《史论集》（Mo'ntreil,L'Oeuvre historique et polémique）第2卷，都灵1975年版，第89页。）至于说于格·卡佩是如何变为查理曼后裔的，蒙特罗伊并未作进一步的佐证，中世纪中后期的其他编年史作家也未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到了15世纪中后期以后，法国文人干脆回避了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对之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即不再转弯抹角地去人为制造什么血统关系，而是将两个王朝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而一笔带过，例如有人这样写道：“然后，卡佩家族--与加洛林家族有亲属关系--取得了王位。”（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5971A号，第27卷。） 可以看出，法国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注重王朝血统的延续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自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种天经地义的“正统”形象，它为法兰西王权在以后的岁月中向绝对君主制方向的演化创造了一个基本要素。 二、法兰西王统的纯洁性 王统的延续性理论只是为法兰西王统的存在和发展奠立了一个“根基”，但若要使王权获得更深层次的权威性，还必须强化王权的神秘色彩，还必须从生理构造上发掘王朝血统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在中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了法兰西王统的纯洁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兰西王室成员的血液是纯净、清澈、透明和发光的，而普通人的血液则是暗红色的（注：阿兰·夏蒂埃：《拉丁文集》（Alain Chartier,Les Oeuvres latines），巴黎1977年版，第177页。至于王公贵族拥有蓝色血液的说法则是在中世纪末至近代初期才出现的。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83页。）；而且，王室的这种血统是高度“封闭”的，其他任何人均不得染指其间，这是王统纯洁性最为有力的保证。然而，令法国王室时常陷入尴尬之境的是，它越是喋喋不休地论证王室血统的纯洁性，有关王室成员乃至君主本人的“桃色新闻”就越是甚嚣尘上，有关“私生子”的种种传言也因此屡屡不绝，结果使得一些王位继承人的合法性问题长期成为世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针对王室血统纯洁性而发出的“挑衅行为”，法国王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或从舆论上进行压制，或从武力上进行镇压，有时还会借助“神灵”的力量来消除人们的疑虑。总体来说，这一论证过程是颇费周折的，法国王室常常为此而处于一种疲于应付的局面。 王统纯洁性理论与法国封建王权的强化历程是紧密相联的，它最初出现于割据君主制向等级君主制转变时期（即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在此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里，法国社会上即曾流传许多有关法国王室的绯闻。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1285-1314年），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那些已经作古的国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私生活丑闻，现实生活中的王室也是人们热衷的论题之一。此后，王室血统的纯洁性愈益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国王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坚决、更为残酷。1314年，即腓力四世在世的最后一年，在远嫁给英王爱德华二世为后的、人称“法国母老虎”的女儿伊萨贝拉（约1295-1358年）的唆使下，年迈昏聩的国王亲自指控自己的三位儿媳与两位骑士之间犯有通奸罪，据说其私通时间长达三年之久（注：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这一事件的曝光使得法兰西朝野一片哗然，当时的编年史家们对此亦颇为热心。为了挽回王室的面子和确保王统的纯洁，两名骑士被处以死刑，三位王妃中有两人从历史舞台上永远消失：一人被冻死，另一人被勒死。王室的这一“艳闻”对其后一段时期里法国王位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314年，腓力四世去世，其长子路易十世（1314-1316年）即位，路易十世在位三年而终，王位传至他与第二任王后所生之子约翰一世（1316年），但约翰当年便告夭亡。按照正常的程序，王位本有可能传给路易十世与其前妻玛格丽特（1315年被处死）所生之女约安娜（当时女子尚未明确被排除出王位继承权），但由于其母的生活劣迹，约安娜的出生问题被罩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约安娜的支持者一再声称路易十世“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和继承人，但其反对者却拒绝接受先王的这种“承认”，结果使得约安娜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最终化为乌有。 时隔30余年之后，即14世纪中叶，法国宫廷私生活领域再起波澜，法国著名将领拉乌尔伯爵（Raoul）被怀疑与王太子约翰（即未来的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之妻波纳（Bonne,1349年突然死亡）有暧昧关系。1346年，拉乌尔在克勒西战役中被英军掳往英国；1350年，约翰二世用重金将之赎回后，立即以“叛国罪”将之斩首示众。当时的一些编年史家并不认为拉乌尔有什么“叛国”行为，他们认为，拉乌尔之所以遭此厄运，其直接原因在于他和波纳之间的关系：拉乌尔在英期间，与波纳仍有书信秘密传递，但终被王太子发觉（注：美男子让：《编年史》（Jean le Bel,Chronique）第2卷，巴黎1904-1905年版，第198-200页。）。虽然说这一丑闻有损王室的形象，但对王室血统的纯洁性尚未造成不可收拾的影响，因为约翰二世的四个儿子生于1337-1341年间，据说这均在那种暧昧关系开始之前；如果二人确有不正常关系，那么作为私通的结晶只能是私生女，即生于1345年的阿涅斯（Agnes，早死）和生于1347年初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后被送进修道院）。因此，法兰西王统的纯洁和王位的继承仍然得到了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