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初，英法百年战争的烽火重新燃起，在这一动荡不宁的环境中，法国王室对自身血统的纯洁性更加珍视，御用文人们更是为此而奔走呼号。然而，让王室防不胜防的是，恰恰就是在此时期，法国社会上又开始流传有关查理六世（1380-1422年）之妻伊萨贝拉（Isabelle，巴伐利亚公爵斯提芬三世之女，1435年死）的私生活丑闻，后来有人将之称为“大娼妓”。伊萨贝拉的恶名使得王太子查理（即未来的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的合法性大受影响。正因如此，在1420年英法双方签订《特鲁瓦条约》之时，王太子为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唯恐其父将之视为私生子而不予承认。后来的事实证明，查理六世的确抛弃了他，而约定将王位转归英方。1422年查理六世死后，尽管说王太子凭借实力而占据了南部法国的半壁江山，但在随后几年中，出生问题仍是其魂牵梦绕的苦衷。1429年，带有神秘色彩的圣女贞德的出现为王太子摆脱困境助了一臂之力，据说她从天国带回了有关王太子出生问题的具体内情，其后又以上帝的名义为王太子在兰斯加冕即位。对于王太子来说，这一系列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是自己血统纯洁性和王位合法性最为有力的证明，这是因为上帝站在他的一边，而上帝的所作所为总是正义无私的。在此之后，有关王太子出生问题的议论虽未完全断绝，但随着他的登基及其政治实力的增强，这一风波也就渐渐平息下来。
    由此可见，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中世纪法国对王统的纯洁性表现出更为浓烈的热情。（注：在英国，人们虽然也比较重视王朝血统，但它并不是某人是否能够成为国王的唯一条件。例如，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是位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其妻伊萨贝拉与情夫公开参与国政，但似乎从未有人去探究她的儿子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血统问题，因而也无人去怀疑其继承王位的合法性问题。在英国王位继承方面，国王遗嘱和贵族会议的决定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威。参见伍德：《王后、娼妇与王位》（Wood,Queens,Queans,and Kingship），载《中世纪的秩序与创新》（Order and Innovation in the Middle Ages），普林斯顿1976年版，第385-400页。）尽管它常常为此而不得不在“纯洁”的漩涡里艰难地挣扎并为此而付出颇为沉重的代价，但它毕竟在法国人心目中树立起“血统权利”观念。虽然说这一观念在酝酿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相当棘手的问题，但它对以后法国王位的更替与延续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中后期，国王即使是体弱多病的废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仍能依据王朝血统权利对全国行使统治权。王统纯洁性理论以及血统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王权“绝对”的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是王统纯洁性理论的逻辑结果。
    三、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
    王统延续性理论与王统纯洁性理论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了法兰西封建王权发展的需要。要想使王权真正成为一种威力无比的慑服力量，还必须对王统理论作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使王朝血统成为一种“禁忌”或“戒律”。正因如此，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朝血统又被蒙上一层凛然不可侵犯的光环，此即王统的神圣性理论。
    加洛林帝国瓦解后，法兰西国家初具雏形。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即9世纪中叶-13世纪），法国处于割据君主制时期，王权较为软弱；尽管如此，国王毕竟仍是公认的领袖，国王头衔毕竟具有其他任何势力都不能比拟的精神魅力，因此，随着王权的渐趋加强，国王也就自然地成为一切向心力量的归向所在，围绕王朝血统而出现的神圣性理论也就有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12世纪上半叶，法国王权稍有增强，路易六世（1108-1137年）的挚友苏热尔（Suger，1122-1151年间任素有“王家档案馆”之称的圣丹尼修道院院长）即为王权以及王权的扩张制造理论依据，他认为，国王是至诚至信的基督徒，因而他必然具有类似于上帝的那种神圣性和正义性，而国王的敌人则是魔鬼撒旦的子孙。进入13世纪以后，法兰西王朝血统的神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路易八世（1223-1226年）及其以后的国王大都被奉为“圣徒”，而那些对国王有非礼之举或微词之人则往往被指控犯有渎圣罪。到了等级君主制时期，王权进一步加强，王统神圣性理论亦随之升温。14世纪初，腓力四世的大法官吉约姆·德·诺加莱（Guillaume de Nogaret）以及托钵僧吉约姆·德·索克维耶（Guillaume de Sauqueville）等一大批政客文人对法兰西王统均颂以顶礼之词。1429年，圣女贞德在查理七世加冕时曾言：“不论是谁，只要是反对神圣的法兰西王国的，就是在与国王耶稣作对。……他们终将一无所获。”在1484年全国三级会议上，大法官让·德·莱里（Jean de Rely）再次强调：“世界上最为出色、最为虔诚、最为可信的血统就是法兰西王室那一最为高贵的血统。”（注：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90-192页。）另外，从腓力二世（1180-1223年）至路易十一（1461-1483年）期间，法国王室曾颁布大量立法，将渎圣罪的适用范围由宗教领域扩及到政治领域，即对神圣的国王以及王室成员的亵渎行为不仅是一种宗教罪愆，而且也是一种不容宽宥的政治犯罪；在这里，诅咒国王就如同诅咒上帝一样，它是对王统神圣性的挑战，而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几个世纪中，王朝血统的神圣性氛围已颇为浓重，它为以后法兰西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奠定了一个精神基础，这一点应当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从表面上看，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基督教会似乎是其神圣性得以存在的中流砥柱。但如果对这一宗教色彩作一分解，我们就会发现，王统的神圣性理论的确少不了教会的支持，但教会并不是王统神圣性得以产生的决定条件。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政治宣传中，法兰西国王被视为（或自视为）世界上最为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其虔信程度超越了尘世上的一切俗人乃至一切教会机构，他们的信仰是通过与上帝直接交流而获得的，因而其王统的神圣性也直接来自上帝的恩典，而不需经过什么中介环节。因此，如果我们撇除上帝这一极为抽象的因素而单纯从尘世这一角度来看，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为”的，这与中世纪西欧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封建王权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法兰西王统神圣性的“自为”性质对王权在中世纪中后期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较大程度上排除了基督教会对王权的精神和政治羁绊。王统神圣性对教会的这种“排斥”是多方位的，但是最能反映神圣的法兰西王统独立发展走势的或许当数对王位加冕礼之重要性的逐渐淡化。具体来说，法兰西王统这种独立的神圣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权力与教会的加冕礼无关。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统理论认为，教会的加冕礼对于“创造”一位国王来说不能说毫无用处，但它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起根本作用的仍是王朝血统；流淌在王室成员血液中的神圣性已一步一步地向外界表明，即使没有外在力量赋之以什么额外的神圣因素，法兰西王统凭借自身已经拥有的神圣性就足以取得一切胜利。因此，教会加冕礼的神圣色彩逐渐黯淡下来。腓力二世在其统治时期一改往日的传统，他没有于在世期间为自己的继承人举行加冕礼，这在卡佩王朝的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路易九世（1226-1270年）以后，每位君主统治的起始时间开始从先王驾崩时算起，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其加冕时间算起，王权的教会色彩进一步削弱。到了15世纪前期查理七世统治时期，许多人已将教会加冕礼视为无关大局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例如，著名文人、王权至上论的坚定信奉者皮埃尔·杜布瓦（Pierre Dubois）即认为，在父王秉政时，王太子就已分享了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任何人也夺不去属于他的那份血统权；“许多人都是在加冕之前就已成了国王，而并未需要教会的参与”（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抄本193号，第18卷。）。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人们已经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加冕礼仅仅是一种祝福，一种庆典，一种庄严的仪式，它的功能只是将既定事实公之于众，此外别无他用。
    第二，法兰西国王创造奇迹的神圣威力亦与教会加冕礼无关。在中世纪观念中，法兰西国王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治疗淋巴结核病等疑难病症方面）具有特异功能，他们能够创造出常人不可企及的奇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说法尽管极为荒诞离奇，但在当时，人们却对此深信不疑。关于法王创造奇迹之能力的缘由，在中世纪中前期，人们（尤其是教会人士）往往将之归功于教会的恩典，其中教会加冕礼的意义尤为重大。在王权软弱时期，教会的这种特殊地位，并未受到多大挑战，但随着王权的增强，从14世纪前后起，人们开始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王权的追随者们认为，如果说法国君主创造奇迹的能力果真是来自教会加冕礼的话，那么其他国家中所有接受教会加冕的国王都应有能力创造奇异的功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而法王创造奇迹之能力与教会加冕礼并无渊源关系，这一能力的根本原因只能归诸于法兰西王室那一神圣的血统。早在1300年，就已有人认为，“在创造奇迹的能力方面，有一种世袭性氛围”；1376年出现的一本名曰《乐园之梦》的著作则更为明确地将法兰西君主所具有的那种魔术般的力量归因于他的神圣血统。进入绝对君主制时期以后，“神圣血统→创造奇迹”已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而得到普遍承认，甚至在王室颁发的各种法律文书中也将之作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予以大肆渲染。在此背景下，法国文人曾以轻松且习以为常的笔调描述道：“法兰西的所有国王均有能力创造奇迹”；而且，“创造奇迹的能力是由国王长子承袭的”（注：详见马克·布洛赫：《能够创造奇迹的国王：王权超自然特征之研究》（M.Bloch,Les Rois tha-umaturges:étudesur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de lapuissance ro-yale），巴黎1961年版，第110-120页。）。由此可见，法兰西王统神圣观念至此已相当牢固，教会对“神圣”王统的干预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权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与此相伴，法兰西王统理论也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向系统的演化历程，其中延续性理论和纯洁性理论是王统理论的基础，而神圣性理论则是王统理论的高级表现形式。在法兰西王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颇具约束力或影响力的原则，如王位世袭原则、长子继承原则、女性及母系亲属不得为王原则和王权独立性原则（即王权不受制于外部力量特别是不受制于教会）等等。可以说，这些原则的付诸实施，为绝对君主制时期法兰西王权的进一步强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它不仅使得法国王位的传承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绵延下去而不至于出现纷争或断裂，而且也使得法国封建王朝在维护王权独立乃至国家独立方面能够拥有较为锐利的理论武器，同时它还为法国王权的继续发展创设了神秘且神圣的氛围和情境。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中世纪中后期王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才使得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能够较为顺利地得以确立；如果抛开这一理论基础，绝对君主制的发展道路或许就会变得艰难许多，崎岖许多，至少说就不会那么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