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代表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印度社会国情（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特点，制定了实现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纲领）：即民族主义、议会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并把它载入国大党党纲。国大党领导人这一富有远见的建国方略、决策和定位，成为独立后印度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旋律。这四大原则中，民族主义是捍卫印度国家独立和维护主权的象征。社会主义是当时顺乎民心的一个时髦口号，目的是缓和国内矛盾，消除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和谋求政治资本。世俗主义和议会民主则是印度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和标志，因为它符合印度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印度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两大成就。
    一、坚持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建国方略
    在当代社会，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的神权化国家已为数不多了，但立某一宗教为国教的国家，在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如中近东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东南亚有些国家）中，则尚不少。一般地说，世俗主义是衡量一国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国体标志。很显然，独立后的印度领导人也面临着以什么样的大政方略--世俗主义还是非世俗主义（神权主义）建国的考验和选择。
    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有鉴于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特别是国内多数派教团（印度教）与少数派教团（伊斯兰教与锡克教等）之间的教派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特殊国情，坚持获得独立后的印度必须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他不仅把这一建国方略载入由他领导起草的印度新宪法，而且始终不渝地为之而斗争，先后击败和战胜了来自党内外右翼保守势力和教派主义的挑战，从而为印度最终确立世俗主义建国方略和实行议会民主制度铺平了道路。
    这场斗争，从独立前后到建国初期（50年代中期），一波三折，大致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较量，尼赫鲁才取得了胜利。
    1.坚持独立，反对分治，但权衡得失，正视现实。
    印度人民经过长达190年的斗争，终于在1947年8月15日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然而，独立与分治同时发生，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祸根在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应当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也罢，尼赫鲁也罢，一直坚持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坚决反对分治，只是由于40年代中叶，印度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教派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形势下，促使甘地、尼赫鲁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尼赫鲁认为，分治是坏事，但大势所趋，只能面对既成事实，分治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分治计划提供了一条出路，所以我们接受了。”（注：莫斯莱·利昂纳特：《英国统治印度的最后日子》，伦敦，1961年版，第248页。）尼赫鲁所指的出路是什么呢？从现代政治角度来看，即一旦印度获得独立，国大党就能直接掌权，尼赫鲁就可以实现他自己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在印度建立一个世俗的、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考虑，国大党领导人才接受了《蒙巴顿方案》。
    2.“双头政治”--来自巴特尔的挑战。
    尼赫鲁在接受《蒙巴顿方案》问题上，与党内资深政治家巴特尔结成“联合阵线”，顶住和冲破了来自党内外反分治派和正统派印度教保守势的压力和阻力，使印度最终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这种出于一时政治利益需要而结成的联合阵线，一旦时过境迁，发生权力再分配时，政治家之间的这种携手合作的“短期行为”，犹如昙花一现，就不复存在了。这两个人在甘地被刺身亡后，成为国大党内最有影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各有所长。尼赫鲁以其显赫的家族背景、甘地的门生和接班人，长期参加和领导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饱经风霜，深谋熟虑，老于世道，精通英语，思路豁达，才华出众以及30年代是个社会主义者，与鲍斯一起在党内以少壮派、思想激进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先独立再合作（与英国进行有条件合作）。战后，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接受印巴分治。因此，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凭借其辉煌的斗争经历和家世背景，出任开国总理则是顺理成章的。
    与尼赫鲁相比，巴特尔的家世、声望和才华均略逊一筹。从出身看，巴特尔生于西印度古吉拉特土邦一个正统派印度教乡绅世家，与甘地是同乡，西古吉拉特地区素以印度教氛围浓厚，政治保守，思想守旧而闻名。从资历看，早年他也曾留学英国，在伦敦中殿法学院攻读法律，回国后一度执律师。曾随甘地参加“坚持真理运动”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多次入狱，颇受甘地信任，被甘地赐予“萨达尔”（领导人）称号。也曾当选过国大党主席（1931）。然而，他的思想与尼赫鲁有所不同，比较守旧，印度教的传统意识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在教派问题上，他是一个大印度教主义者，主张印度教立国，教派对立情绪浓厚。印度独立时，巴特尔出任副总理并兼任内政、土邦和情报广播事务部部长职务，掌握很大实权。从表面上看，尼赫鲁是总理，政府首脑，权力更大，而实际上，在政府内，他只主管外事和与英联邦关系事务。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权力之争，日趋突出；而且彼此之间都毫不掩饰他俩在“涉及各自的责任、权力和行动等范围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注：弗朗辛·R·弗兰克尔著：《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在巴特尔看来，尼赫鲁不具有凌驾于政府各部门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和作用，对尼赫鲁插手和过问他职责范围内的一些事务，颇为恼火并感到“震惊”。反之，尼赫鲁对巴特尔在处理有关党政大事方面，不听取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制定经济政策、工业化方针和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民主国家，排除教派主义的干挠等问题上的独断独行的做法大为不满，尼赫鲁深感，大权旁落，自己被架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