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6世纪初到1914年为早期阶段；从1914-1945年为殖民主义研究的中期阶段；从1945年至今，为殖民主义研究的现代阶段。每当殖民主义研究从一个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登上一个新台阶。同时，由于不同时期客观环境的差异，每一阶段的学者对殖民主义的研究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下面将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特点，对西方学术界研究殖民主义的史学做一个粗略的评析。
    一、1914年以前的殖民主义研究
    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长达几百年，但由于人们对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殖民主义本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这一时期，从事殖民主义有关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最早的那类学者基本上都是由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所组成。他们在从事探险和地理探察的过程中，往往把在当地所见到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到19世纪，这种个人的兴趣逐渐演变为团体或国家的行为。1821年，法国成立了地理协会。1828年，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此后，意大利也相继建立起地理协会以及同类的科学协会。在这些协会的支持下，地理学家和探险者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他们的见闻也更为社会所接受。
    与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样，传教士也为早期殖民主义研究作出过贡献。他们往往步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后尘，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这些人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相比，具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传教士可能在某一个地区停留较长的时期，并能够接触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层面，从而能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有较充分地了解。其二，由于传教士到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为了解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且还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尽力使当地的人们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常常把自身所处的社会看成是由“异教徒”组成的社会，并由此而对这些社会产生偏见。
    除了探险者和传教士而外，早期参与殖民征服的军人和殖民地的官员，也可能成为第三类涉及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军人和官员通常是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工具。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常按自己的意愿，破坏与改造当地的社会。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有关殖民地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材料，常常带有较大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与传教士一样，一些军官和早期的殖民地官员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某地长期驻扎或任职期间，常常会出于更有效统治的需要，研究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其中某些人甚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从18世纪开始，这种由殖民地官员兼做某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做法，便逐渐形成为习惯。再加上他们还要不断向宗主国提交当地社会情况的备忘录，从而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四类学者群产生。他们堪称是早期阶段真正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这些人与其他几类学者不同，自身大多并未直接参与殖民扩张的活动，也很少有在殖民地传教的经历。但作为研究者，他们对殖民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热衷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有许多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保罗·勒鲁瓦－博列欧，他是法国的经济学家和著名的记者。1874年保罗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题为《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在这本书中，他对几个世纪来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做了全面的分析，对殖民统治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做出比较肯定的评价。在保罗的影响下，从那时起直到1914年，欧洲出现了不少这类研究殖民主义的专著。尽管这些著作一般比较粗糙，但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们探讨殖民主义的起源，描述早期殖民统治的状况，阐释早期殖民制度与殖民政策的得失。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使人们对当时所获取的殖民地和将要建立的殖民统治有初步的认识和较充分的了解。
    与此同时，在欧洲也存在着一些与保罗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学者。他们都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充满义愤地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地抨击。在这些学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英国的J·A·霍布森。1902年，他首次出版了其名著《帝国主义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指出：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现象--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和资本输出是它的主要特征，消费不足是它的经济根源。他还谴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无论是对宗主国自身，还是对殖民地都是有害而无益的。〔1〕霍布森的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既受到广泛的好评，也引起普遍的争议。
    由于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主要由上述几类具有不同经历和背景的学者组成，其成果也难免纷然杂陈，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看，主要有这样两大特点。其一，早期殖民主义研究大都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不仅因为许多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就是由传教士们所完成的，而且由于教会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有许多殖民活动就是在教皇的赞同下进行的。而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则成为早期殖民国家、甚至现代殖民帝国对外进行扩张的理论基础。
    教会关于殖民权利的学说是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维托里阿的西班牙宗教人士提出的。他生于1480年，卒于1546年，是多明我会的神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维托里阿认为：西方人是拥有殖民权利的。这主要因为上帝是为普渡众生而创造了世界，因此一切生民对于世界上的财富皆可以自由享受，任何人不得阻挡。“西班牙人和蛮人一样同属人类。凡人皆应当象爱护自己一样地去爱护同类。所以，那些蛮人排斥西班牙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如果西班牙人愿在该地定居，取得居留权，蛮人不得拒绝其要求。……如果西班牙人想尽一切办法，仍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征服蛮人，占领他们的土地，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福音书上也明确提到：去吧！去教导全世界各个民族。所以，到世界各地去传布教义，也是任何人都不得阻挡的。”〔2〕这样， 维托里阿以“人间财产用途天定”说及“传布福音的权利说”，来阐明欧洲人进行海外扩张的合理性。几个世纪以来，维托里阿的这种学说一直是西方列强积极对外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依据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大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教上的偏见。
    其二，早期殖民主义研究成果大都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有许多就是作者本人在地理探险和殖民活动中的见闻及感受的实录。英国研究殖民主义的著名专家费尔德豪斯教授就指出：“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许多早期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在为达到政治控制而引起民族争端之前所完成的作品，特别具有参考价值。因为那时他们都还比较客观。许多人都是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记载下来，就象一个多世纪前的库克船长与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那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前殖民时期当地社会状况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所进行的了解，都是通过第一位来到此地的欧洲人写成的材料而获得的。此后才逐渐被当地的口述史料所证实。”〔3 〕例如拉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剥削程度，大都是通过这类记述才为世人所知晓的。
    除了上述的两个特点外，早期的殖民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这些资料大都是由一些非专业性的学者所提供的。一方面，他们能够比较忠实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另一方面当他们试图对这些地区的社会性质进行阐释时，却往往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同时，这类早期的成果大都缺乏足够的论据，有些统计数字也常常不够精确。因此，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使用这类早期的文献资料时，还必须持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