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的初期政策--促成拉科西下台
    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以及赫鲁晓夫和铁托的特殊关系，极沉重地打击了拉科西。这个被公认在东欧最积极、最僵硬地贯彻斯大林模式和实行反南清洗的领导人，其政治经历几乎被彻底否定了。无论是早就对他强烈不满的一大部分匈牙利民众，还是一向追随其左右的某些官员，都明白他成了完全背时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选择是作出让步。1956年3月27日，他宣布为1949 年被当作帝国主义和铁托间谍处死的匈政府副总理、内政部长拉伊克平反，从而否定了他自己锻造的东欧反南清洗中这个最著名的冤案。此后，他又宣布赦免被监禁的部分政治犯，包括匈牙利天主教会高级教士克罗齐主教和前小农党领导人科瓦克斯。他还采取了某些先前被他取消的纳吉时期的做法，特别是放松对个体农民的压力，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限制行政和保安部门随意侵犯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他在思想上顽固地依恋旧模式，加上对纳吉东山再起并取而代之抱有强烈的防范心理，因而所作的让步相当有限，远落后于苏共二十大后新形势的要求，甚至远不及较全面地恢复纳吉时期的改革措施。不仅如此，鉴于苏共二十大后匈知识界越来越不安分，他又一次诉诸于他惯用的办法，通过党中央和政府报刊予以严厉抨击，并将其中一些人开除出党。
    拉科西的努力无济于事。有限让步非但未能使他摆脱窘困被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的虚弱，增强了民众和许多官员对他的鄙视。而且，在有着纳吉这样一个几乎众望所归的、可能的替代者的情况下，他即使作出更广泛的让步，也难以得到足够的谅解。他的压制措施同样有害无益，因为在当时非斯大林化的苏东大气候下，他能够进行的压制势必乏力，并且由于显得背时而加剧不满和愤恨。裴多斐俱乐部的影响有增无减，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包括一大批希望变革的“持不同政见共产党人”，如哲学家卢卡奇和纳吉本人。尽管在反对拉科西和斯大林模式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但较占优势的倾向是反对共产主义。不过，在公开场合，反对派主流采用所谓“逆色拉米香肠策略”，那就是“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借党的官方行话来装饰其要求，以此提倡越来越多的政策变更，它们将不仅对仍在匈牙利盛行的斯大林制度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将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9]这种策略在当时保证了反对派的最大程度的统一， 并由于表面上看来符合苏联官方的非斯大林化立场而使匈政府难有理由加以镇压。
    通过驻匈公使馆，美国政府密切注视苏共二十大后的匈牙利事态。它高兴地看到，拉科西适才将纳吉时期所松弛的高压控制恢复就绪，非斯大林化之风便刮进匈牙利。此后短短几十天内，据驻匈公使馆判断，该国局势迅速恶化，其速度和幅度被认为肯定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在那里促进改革的初衷。“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已开始倒下”，拉科西多半难逃下台的厄运。[10]拉伊克案平反被认为提供了美国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一个重要机会。驻匈公使馆向国务院建议，应当利用这一翻案事件所透露的匈最高层政治内幕的阴暗面来大作外交和宣传攻势，以此进一步搞臭拉科西，鼓励匈国内、特别是政权机器内的反拉科西力量，并为其提供所需的政治斗争弹药。不仅如此，这还将使苏联受到严重压力：若不搬掉拉科西这个斯大林时代最坏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它所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就会被世人视作廉价的宣传。[11]国务院显然完全接受这样的主张。
    拉科西下台是美国政府当时关于匈牙利的最重要的眼前目标。它所期望的下一步事态，大抵是匈执政党内的改革派主政，这被认为将导致该党对社会的控制及其对苏联的依附逐渐松弛。也就是说，它当时期望的大抵是演变，而非激变，是动荡造成的改革压力，而非后来实际发生的那种变乱。[12]所以如此预料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似乎在于有纳吉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是拉科西之当然替代者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他在1955年11月被拉科西开除出党），由他接替拉科西将有效地缓解社会愤懑。驻匈公使馆甚至估计，匈牙利未来的局面至多是在稍大的规模上重复纳吉时期的改革，而这以后能否有进一步的进展还很难说。[13]基于此类认识，美国大致从5月初起对匈牙利事态进行了一系列干预， 其宗旨在于促使政权内部的改革派推倒拉科西派。驻匈公使拉文达尔在同这两派人物的外交接触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美国的对匈态度取决于匈政府领导及其国内政策的更替，并且同倾向改革的匈牙利外交部互相配合，里外夹攻拉科西的秘密保安制。[14] 5月18日，拉科西作了一场内容守旧、措辞激烈的公开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匈国内的普遍不满。驻匈公使馆认为这为美国开展外交和宣传攻势提供了好条件，有助于促成拉科西倒台，“打通走向真正自由化的道路”。它特别看重的是，匈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反拉科西情绪正在扩散和加剧，美国的攻势将被当作可资利用的政治杠杆而受到欢迎。[15]1956年5月至7月的美国之音对匈广播显示了这场攻势的某些方面。它力求使听众确立自由乃目前世界潮流的印象，强调某些匈牙利共产党人“正在重新发现关于自由的基本思想”，刻意鼓励匈国内旨在争取较大自由的压力。[16]
    赫鲁晓夫明白，拉科西的长期高压统治及其对纳吉改革的倒行逆施是匈国内怨声载道的主要根源，他继续掌权可能造成匈党执政地位和苏联对匈控制被倾覆的危险。但赫鲁晓夫又担心，拉科西的下台会鼓励裴多斐俱乐部为核心的反对势力得寸进尺，也会损害一大批党政官员维护秩序的意志。这两重忧虑使得苏联在相当长时间里左右为难，一无所为。由于6月间苏联开始试图刹车以防非斯大林化失控， 同时波兰发生了令其震惊的波兹南骚乱，拉科西遂以为恢复高压政策的时机已到，于7 月中旬提议逮捕纳吉和几百名知识分子，并封闭若干刊物。这一次他太过头了，以致苏联领导和匈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只有精神失常者才会提出此种势必激起大乱的建议。[17]7月17日， 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奉命飞抵布达佩斯，迫使拉科西立即辞职并赴苏养老。
    苏联搬掉拉科西是为了防乱，但问题在于如何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固然不愿采取拉科西主张的极端政策，但也不愿尝试通过较广泛的改革来制约、引导和化解社会不满。事实上，它此时更担心改革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它选择拉科西多年来的主要副手之一格罗充当其继承者，而不选择纳吉。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格罗因为先前的经历难以对知识界和一般民众施加影响，更何况他执政伊始曾摆出斗争态势，强调“国内敌人”和“右倾”的危险。[18]诚然，格罗此后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包括停止搞个人崇拜，让先前受拉科西迫害的党领导人之一卡达尔担任第二把手，着手进一步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和加强法制，对个体农民作某些经济让步等等，对知识界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比较温和。[19]但是，同拉科西在苏共二十大后作出的某些怀柔姿态相似，格罗的这些措施来得太有限了。更为致命的是，他未像同时期内波兰的奥哈布对哥穆尔卡所做的那样，让享有民望的纳吉参政或主政，以引导和驾驭反对势力，而是坚持排斥纳吉，从而丧失了避免匈牙利悲剧的机会。
    美国对格罗的态度是否定的。驻匈公使馆在他担任匈最高领导的第一天就断定，由他取代拉科西近于换汤不换药。他被看成是“老牌亲俄斯大林主义者”，即使在他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后，仍被认为代表匈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派”。[20]因此，美国的政策是继续谋求助长匈国内的反对情绪。不过，与拉科西下台前相比，美国已不再着重于争取改革派共产党人主政，也不鼓动匈知识界进一步抬高其变革要求，而是较多地用通俗化的宣传来促进它们在匈工农大众中的传播。[21]美国似乎希望正在加速酝酿的动荡越出所谓精英阶层，转变为能使政府受到最大压力的广泛的社会浪潮。